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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方案有市场，谁就有话语权，更有着双重财富涵义，其一是方案本身的价值，其二不乏众矢之的“暗箱”操作。参与股改方案设计的经济学家似乎就处在这样一种悖论之中。
“曾经给上市公司的一些方案做过调研，结果10家上市公司中，有6家上市公司更欣赏在发展中来实现对价，即通过设置可流通比价，来给股东对全流通的风险给予安全性的保证。”6月29日，股改试点以来，异常奔波与忙碌的股份制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对记者如此道来。
他的观点是正视对价内涵，用可流通比价锁定上涨预期。他说，倘若达不到比价，再去考虑缩股、送股也不迟。因为超过此比价，大股东可以在流动过程中解放流通股东，而只有解放小股东，才能解决大股东自己的利益，即在发展中实现解放。
刘的自信溢于言表。他并不掩饰自己的一个方案已被某试点公司采用。但基于不便透露的原因，还无法逐一描述其优越性。“以后大规模推开之际，其优越性将会展现得淋漓尽致。”刘称，“而且，上市公司非常欢迎此方案，有六七家公司都将在以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中采用这种模式。我接触公司的60%都表示要采用这个模式”。
不过，刘纪鹏并不愿意透露设计方案的具体收益。
谁有资格做
还有一些学者的隐忍之痛是没有“入场券”。
“我也尝试过给上市公司做方案，但似乎是徒劳，因这是监管部门的事情啊。”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抱怨，“我愿意做，但有资格吗？”他没有刘纪鹏的幸运——既得到政府的认可又博得上市公司的青睐。
此外，据记者了解，一直热衷于股权分置方案设计的资深人士张卫星，也被监管部门遗忘在方案设计的大门外。
“现在的情况是，专业人士没做，而非专业人士在做。一些研究股权分置的专家都被在排斥在外了。我们即使做了也没有用。是呀，保荐费几百万,但这种收益却把专家排斥在外了。”这位专家感叹道，“或者即使做出了方案，保荐机构在执行的时候，也会按规定改成监管部门要求的那样，执行者按规则走，不得越雷池一步。”
“其实是制度把我们排除在外了。”经济学家韩志国直言，根本就没有一个专家的方案被采纳，只是行政指令罢了。45家保荐机构快乐地分享着1000多家股权分置改革的饕餮大餐。
“在市场有资质的机构在做，我们只是提供一些咨询和建议，而不做具体的方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坦言，“当然，我们有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方案，那是我们多年的研究结果，五年前的一个会上，就股权出过一个报告，提出过思路和方法。但在此问题未解决前，研究所的领导也在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推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并反映到监管层，如炒作、做庄利用资金、信息方面的优势谋利的群体。”
此外，他表示因为每家上市公司方案设计各不相同，很难比较，只能说哪些矛盾会更少一些。接下来的1000多家可能会有学者的观点被应用到具体方案中。
会怎样操作
采访中，赵锡军并不讳言参与具体方案设计的同时，证券公司难免参与“炒作”。
而这一点，中金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贝多广也深表赞同。他说，由此带来的负作用太大，纯粹成了内幕交易，就好像“庄股时代”又回来了。证券公司都去做新的业务增长点的方案，但投行们也都知道，靠这个真正挣不了什么钱，了不起有100、200万的收入，但为什么要做？
“奥妙在于做方案的同时(价格还低，处于保密阶段)，旁边的关联买家就进场了；而且方案已报证临会报批的同时，接下来就是一场内幕交易。”贝多广言毕，颇有些激动。
经济学家韩志国对此颇有意见：“都是一些利益集团在其中，每家200万至300万的证券公司保荐人所得背后，是一个市场变成几个市场的做法。普遍存在暗箱操作，而一旦入市资金托不住，其恶劣后果难以想象。”
“而值得一提的是，股价在股改之后的上涨才能真正体现方案的公正性，股改之前的股价上涨越加凸显暗箱操作的人工痕迹。”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做方案没有硬性要求谁能谁不能做——其实‘傻子’都能做，如从扩股方案看，一般以非流通股10送3的杠杆为衡量，还有的是10送2.5；但从监管部门的指引上有三个保荐人要签字的原则，并由券商来做方案，但方案没有法定要求，上市公司自己也可以做；原则上方案的出台是以上市公司意见为主，讨论后再做成股改说明书，券商还当不了家。”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这位人士还称，尽管股改方案可由券商来做，但券商有能力而没有权利，而向上市公司提供几种讨论的方案，一般价值在200万-300万之间。换个角度看，方案不仅仅只是方案，是监管部门授予的一个法规性收入，是赠送的一个大餐。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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