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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DevelopmentDivident)中索取的成熟条件。”牛文元教授说，“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他预计，到2020年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有望发育成熟。
牛文元教授所说的“发展红利”，是指“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牛文元认为，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
依据世界银行2003年发布的计算结果（根据2001年的数据统计），美国、日本与中国三大城市群的经济贡献率，有较大的差异。20世纪下半叶美国GDP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达到67%；日本GDP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70%。而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约占全国的12%、长江三角洲约占全国的20%、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8%，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仅达40%，与美国日本相比很低。
“这其实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尚未形成，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远未释放，组团式发展的强力拉动有待开掘，空间整合的优化能力亟需提升。”牛文元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着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国家经济发展形态的选择必须有新的构思。”牛文元说，中国的城市战略将由前20年的“点状拉动”向后20年的“组团式发展”演进，这就要求中国目前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要在2020年发展成熟，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要达到65%。
据他初步估算，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约为6400亿元人民币（按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珠江三角洲国内生产总值约提升1.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国内生产总值约提升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国内生产总值约提升1.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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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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