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瞭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国基尼系数为0.45，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众所周知，《瞭望》是一家有浓厚党和政府背景的媒体。它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已经对贫富分化问题有高度的警醒。

　　要从根子上解决贫富分化，必须首先了解贫富分化是怎么来的？现在社会上某些人散布一种说法，讲贫富分化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造成的。这种观点，从经济学理论看，毫无根据。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是不可能造成贫富分化的。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将对应于人们天生禀赋的大小。由于大部分人是平常人，他们得到的财富将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大部分人将是中产阶级。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富分化，则必定是有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一批人巧取豪夺，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而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巧取豪夺，往往是因为有权力做靠山。相对于市场的力量来说，权力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

　　美国一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学者研究了美国历史上的暴富阶层，发现在建国早期100年中，绝大多数暴富者发财的历程，都和政府权力直接有关。建国初百万富翁中，十个有八个是靠政府的战争合同或战后建设合同发的家。18－19世纪之交最大的富翁Bingham参与缔造了美国第一家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家国有银行，从中获利无数。几十年后，这家国有银行破产时，又顺势造就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大的富翁Girard……无论是1830年代的房地产业，1870年代的铁路业，或1890年代的钢铁、石油和铁路业，每一个暴富流程的背后，都有政府权力的影子。

　　在当今世界上公认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拉美地区，当地国家也都有“强权政府”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权政府的本意，是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阿根廷的庇隆，墨西哥的德尔里奥，都是有强烈左派倾向的强权领袖。但现实一再证明，政府的权力越大，就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更容易权力滥用，贫富差距就越不容易缩小。即使政府本意是想用强权来推进社会公平，结果也常常事与愿违，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呢？我曾经多次指出，我国财政收入占人民可征税收入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中国的实际税负超过美国至少30%，甚至可能达到50%以上。政府掌握的财力，已经超出必要的限度，超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政府财力大部分投于经济活动领域中，用于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投入相对不足。众所周知，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是改善穷人生活质量、创造平等经济机会的最好手段。中国用于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只占GDP的3.3%，用于医疗方面的公共开支只占2.0%。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4》指出，中国在这两方面不但落后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拉美地区，国家的教育开支也普遍在4%以上，而医疗开支多数在3%左右，不少国家超过5%。

　　政府财力投入经济活动，效率普遍不高。去年刮“审计风暴”时，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平就公开承认：“财政资金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非常突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失到少数个人手中，加剧了贫富分化。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做了一个估算：过去几年中，仅中国贪官外逃导致的财产向国外流失，就大大超过了清政府60年间所有不平等条约对外国的赔款！前者是后者的6.5倍！这还没有算那些“流失”在国内的部分呢。

　　这样看来，过去20年中国的贫富分化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而政府又忽视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投入，相反大量向经济领域投入政府财力。幸好，本届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明确提出政府角色要从发展经济更多转移到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福利上面来。我衷心希望在本届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能迅速得到缓解，并最终获得解决。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