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经济成就后面，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地走向分化。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也将它的另一面，即结果的不平等完整地层现在世人的面前，一小批人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发迹冲毁了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关于“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社会公正体系来容纳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的冲突。

　　本书集中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对中国不平等和公正问题的思考和讨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专门为本书撰稿，阐述他的可行能力理论；国内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邓正来、樊纲、韩水法、林毅夫、茅于轼、秦晖和张曙光等发表了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见解。全书分两卷，五个专题。“现实卷”包括三个专题，分别讨论了收入、卫生、教育和就业不平等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公正司题：“理论卷”包括两个专题，分别讨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涵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问题。本书开创了国内对不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的理性讨论的先河，是这一领域集各方意见之大成之作。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于1986年和1989年分别获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主要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制度变迁以及社会公正问题，著有《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论文集)和《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等著作。

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和不平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正如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当中国最终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它所取得的令人吃惊的成就得益于它在卫生保健和教育上已经取得的进步。因为在教育上的成就以及劳动人口健康状况的提高极大地便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前直到1979年在卫生保健和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实际收入的提高来加以补充。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那么我们在1979年以后看到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得收入贫困现象大幅度减少——就不会发生。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必须对改革后中国减少贫困的努力——它着重于减少收入贫困——进行适当的估计。改革后中国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始之初的那些年里，既得益于改革前的成就，又得益于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而在改革之前政府则更多地关注卫生保健和教育。<<<欢迎阅读全文

姚洋：建立一个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
　　政治认同是国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讨论它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它对国家政治统一的作用，而且试图通过对它的界定为国家的运作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框架。“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原则。”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国家是危险的，因为她的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随时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所篡夺。对于中国而言，坚持一定的原则对内和对外都是必须的。就内部而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目标的丧失极有可能导致像东欧和前苏联式的混乱。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恰恰是为转型提供了一个最终目标，以它来规范国家政策和法规才不至于使转型陷入混乱。就外部而言，坚持一定的社会公正原则将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目前的中国外交多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尽管这样做是对的，但我们没有能够将这些利益放在一个统一的公正原则的框架中进行表达，其结果是大大弱化了我们的声音。我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日本第二”：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却没有独立思想的国家。但是，要避免这个结果，我们就必须创立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人类普遍关怀的公正原则。<<<欢迎阅读全文

秦晖: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地区)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却发现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已被偷光，那时产生的问题，有谁能保证像曼德拉与德克勒克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握手”就能化解？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联想。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民营化走向了“美国式道路”——就像现今的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民营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时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了——清算“普鲁士道路”的结果是普列汉诺夫讲的“亚细亚专制的复活”，直到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欢迎阅读全文

茅于轼:人权与中国经济
　　中国历代专制皇朝的朝廷结构，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缺乏人权安全的人际关系之上的。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必须用尽心计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在一个缺乏人权安全的结构中，人人都将变得阴险毒辣。这不是由于这些人心地不良，而是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改革之后这一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由于邓小平同志首创的政治改革，建立了领导成员的正常退休制度和任期制。20年中有不少领导人退休或因故辞职，他们下台之后仍能和平地生活，这是中国人权得到改进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欢迎阅读全文

精彩书评：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读《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