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2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7%的目标。在过去的26年里，实际年均增长率则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远高于按每年7%来增长的5.6倍。外贸增长年均16.7%，26年间增长了56倍， 2004年底我国已成为全世界第3大贸易国。社会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尤其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SARS，克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利影响，自如应对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局面，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回升，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

　　但是，在总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同时，国民经济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首先是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比较低，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0100美元。我国经济必须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其次是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尚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问题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例为2.6∶1，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在不断分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业市场化，产生了大批待业、失业的低收入人群，而一部分人利用市场机遇率先致富，更有少数人利用特权和体制的弊端，以权谋私变成暴富。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一般达到0.45就到了收入不公的警戒线，但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已经达到0.48。

　　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尤其公共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卫生改革不到位，医疗费用高，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多有发生；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出现群体性抗议和纠纷；各地经济发展经常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等等不胜枚举。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必须要调整发展思路，充分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还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环境的建设，补足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这样才能达到速度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目前，我国生产要素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裕、便宜，资本相对稀缺、昂贵，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这样的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而且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这些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创造的剩余会最多，投资在这些产业的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也会最大。这样，资本就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也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由此，劳动力的价值不断上升，资本的价值不断下降，从而，收入分配越来越公平。

　　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同时收入提高了，污染的行业和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这些行业就会萎缩，工矿的灾难就会减少；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远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从而减轻环境的压力。因此，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

　　反过来讲，如果产业发展思路不符合比较优势，继续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赶超战略，固然会有一段时间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将不能持续。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虽然很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就业，城乡收入会继续拉大。同时，投资到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者只能是那些富人或者与政府关系很好的人，但是建立起来的企业还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政府可以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就会更少，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于缓解，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此种补贴多来自低收入人群，势必也会造成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也曾提过，但并未产生实质效果，究其原因是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

　　传统的赶超战略以计划体制为载体，由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主体，追求的是利润，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要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提是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有了这样的价格体系，每个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会按照价格信号的引导，投入到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相对应的技术。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道路，传统赶超战略下的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压低，给企业的信号不完全反映我国生产要素的实际状况。在这种体制下，资金的价格是低的，企业把发展的关键放在融资上，这样就偏离了我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政府放松对投资和信贷的控制，就容易出现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投资过热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所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彻底改革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创新的方向难于确定，只能由各个企业自己判断，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在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下，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比较清晰，政府可以规划部门研究、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产业政策，提供给企业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参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政府在相关的金融、法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配合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必要的变革。

　　不过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这也是“十一五”从过去的“计划”改为“规划”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异，不能根据中央制定的支柱产业一哄而上。“十一五”期间投资的热点，各地应该根据自己要素禀赋、地理、市场条件，选择符合比较优势、易于形成产业群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行业，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增长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桂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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