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参加最新一次“县域经济研讨会”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杨茜 发自北京

　　26日上午9时，“县域经济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楼会议室举行。由于人太多，只有县长、书记们被安排了座位，不少代表只能站着听。一位专家结束发言后刚走出会场，就被几名小跑过来的县长给“拦截”了。

　　“希望您能到我们宕昌来看看。”一名县长不失时机地递上名片。当天，这些县长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与会专家发出了这样的邀请。>>>>>我来说两句

　　县官赶京

　　“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难得。”此次“县域经济研讨会”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的袁钢明主任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三四个月前他去甘肃省宕昌县调研时，那里的父母官就说，他们那里已经40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了。

　　对于到会的这些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25日，这些来自中部、西部贫困县的几十名基层干部相继赶到北京，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4天的研讨学习。

　　据了解，在当天的队伍中，不少县的领导班子都全军出动了。一些县的旅游局局长、招商局局长、建设局局长也都随行。

　　听到的机遇

　　“我是全国最穷的贫困县县长之一。我给你说两个数据，你就知道了。”来自甘肃省宕昌县的陈恒县长告诉记者：2004年宕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902元；财政收入是1547万元。而同一时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

　　尽管这样，陈恒所在的、有着30万人口的西部小县，每年仅发工资就需八九千万元，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

　　这种情形普遍适合当天参会各县。

　　“目前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是1：3.3，到2010年可能会达到1：4。这样很难实现全面小康。”作为“十一五”规划的起草者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也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此前，郑新立还专门去了韩国考察该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掀起的“新农村运动”。同行的还有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官方人士。

　　“农产品加工被称为1.5产业，介于工业与农业之间，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国家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长保透露，一些地方动不动就提出“工业强县”的口号，却忽略了自身的农业优势。

　　“所有中国人的嘴的面积加起来，就相当于长江流域的面积，只不过这张嘴是越来越挑剔了。”国家发改委地区政策司的杨萌凯博士打了一个形象比喻，以此说明农业产业化的潜力。

　　县官集体“放炮”

　　除了倾听，这些从中部、西部匆匆赶来的书记、县长们也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就拿扶贫资金来说。”陈恒显然有备而来，“国家的扶贫资金从中央到省里，从省里到市里，层层扣掉一点，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强弩之末。因此，这些年来市场化扶持基本无效，我们呼唤中央能在政策上采取直接扶持机制。”

　　“我们县每年的存款有8个亿，但我们本地能留下的还不到一个亿，其余资金都拿去支持城市发展去了。”河南省汝南县县委副书记吕方说，“四大商业银行改革后，县里只能存、不能贷，农民连2000元的资金都贷不到，国家能否考虑允许县里成立融资机构，解决资金问题。”……

　　即将“走红”的农村

　　据了解，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有50%左右由县域经济贡献。但仅全国“百强县”的生产总值就占据了全国县域的24.1%，此间差距可想而知。

　　“县域经济问题就是宏观经济问题，因为县域经济搞好了，‘三农’问题也就搞好了；‘三农’问题搞好了，中国的问题也就搞好了。”但在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看来，当前我们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目前我们的城市政策很多，但针对农村的政策却很少，也不到位。”

　　实际上，除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获得了短暂的较快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在80年代后逐渐放缓，近十来年发展速度更是大大下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党执政为民的体现。”郑新立表示，执政为民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首先要代表8亿农民的利益，为8亿人口服务。但他同时表示，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城乡差距越发拉大，农村五六个人的购买力才相当于一个城市人口的购买力。

　　此外，即使抛开其他因素，内需不足的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需要政府、学者接下来把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县域经济、甚至更广泛的农村。

　　陈恒说：“以前研究机构都是关注发达地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开始研究我们落后贫困地区，从以前做一些‘锦上天花’的事情转为来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了。”

　　相关阅读：

　　“长垣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从昔日的贫困穷县成为今天繁荣新富之地，长垣经济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出现了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甘贫困的农民纷纷走出去发展“劳务经济”；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不失时机地实施“回归工程”，把“劳务经济”迅速提升到“民营经济”的层次，把劳务经济转化为本土化的实体经济和特色产业；第三次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通过建立特色民营科技工业园区，把“民营经济”迅速提升到“集群化发展”的最高层次，把六大特色支柱产业迅速提升到国际化竞争的水平。阅读全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东现象”探讨县域经济

　　加快县域经济，有助于扩大农民就业，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助于缓解县乡两级财政困难，进而对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县域面积非常大，各县域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条件、市场完善程度，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放程度都不相同，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蒋省三说，一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阅读全文

　　经济学家林毅夫：县域经济要发展中小工商业

　　林毅夫说，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之所以存在各种障碍，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发展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十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阅读全文

　　中国首选，价值之选！欢迎订阅第一财经日报！

　　订阅电话：

　　010—58685866（北京）

　　021—52132511（上海）

　　020—34254460（广州）

　　0755—82416077（深圳）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