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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小山
上海报道
中国商业银行到底值多少钱？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找不到确切答案的命题。
正源于此，自国际金融资本以近乎严苛的条件进入中国银行业起，关于“卖低了”还是“卖高了”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相关争论随着交行的成功上市和股价节节攀升日益激烈，并在建行ＩＰＯ受狂热追捧和汇金公司退回淡马锡入股中行申请之后达到新的高潮。
公众需要当事人的声音。作为第一家海外上市中资银行的股东代表，交行董事长蒋超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一问题。１１月２９日，蒋接受了本报书面采访。
上市五大变化
《２１世纪》：交通银行是第一家香港上市的内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目前上市已近半年，交行在上市后发生了哪些变化，总体评价如何？
蒋超良：境外公开上市的成功，是交行迈向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新起点。我总结下来，改革为交行带来了五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公司治理趋向规范；内部体制机制加速良性转变；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与汇丰银行的合作趋向深入。
我们对交行的公司治理有个自我评价，就是已经开始由“形似”向“神似”转变。最能带来直接感受的是，在每次董事会上，董事们发言踊跃，不像过去都是“一言堂”，讨论的时候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表决的时候也不全是赞成票了。我们对董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重视，凡是能够吸收的都尽量予以采纳。我们还建立了季度评估报告制度，高级管理层每季度都要向审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提交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情况报告，接受委员的质询。专门委员会在对高级管理层提供的报告进行讨论后，形成审议意见和建议向董事会报告，由董事会责成高级管理层整改。
《２１世纪》：信息披露不充分是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后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乏声誉卓著的中国企业因此受到境外监管机构公开谴责或处罚的先例。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之后，是不是也可能面临这种信息披露问题？
蒋超良：我们始终坚持按国际通行标准披露信息。在引资、上市之前，我行已连续三年聘请普华永道按国际会计准则对我行进行审计。交行是国内银行同业和香港Ｈ股上市公司中率先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披露财务报表的上市银行，而且我们在香港上市规则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主动按季披露财务报告。今年，交行成功举行了２００５年中期和三季度业绩发布活动，与投资者和分析师进行充分沟通，对风险因素、业务及管理中的欠缺和有关违规违法案件等进行充分披露。
《２１世纪》：国际投资界非常看好中国商业银行的良好成长性，但又对其风险管理状况表现出很大的疑虑。在交行上市路演和其后的业绩发布过程中，投资者针对风险问题提出了很多质询。你能谈谈交行在改善风险管理方面做了些什么吗？
蒋超良：在我们与国际投资界的接触过程中，风险问题确实是他们的关注焦点。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投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资源
可以说，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交行已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提出，要推进风险管理的转型，构建长效风险管理体系，力争通过三年时间的努力，使我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基本接近国际同业先进水平。为此，我们引进了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推行了授信和审计的垂直管理，进行了内部风险点排查，建立健全了问责制，初步建立了独立性、权威性、有效性较强的内控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
ＩＰＯ定价没有绝对标准
《２１世纪》：交行Ｈ股的募股价格是２．５０港元，香港公开发行和国际配售都获得了很高的超额认购，自上市以来股价稳步上扬，目前增幅已超过３０％，你认为这是否说明交行当初的ＩＰＯ定价偏低？
蒋超良：定价问题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我认为，定价是否合适，要多从几个角度分析，如定价依据是否扎实和充分、议价过程是否规范和有效、定价结果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可。综合这些因素，交行的ＩＰＯ定价应该说是恰当的。
从定价基础来看，我行发行市净率为１．６倍，市盈率为１５．２倍，均高于香港同类银行股发行时的平均水平，也是近年来大型国企境外上市的较高水平。从市场反应来看，首日交易收盘价格为２．８２５港元，升幅１３％，升幅适中，交易量很大。说明我们的定价是有根据的，是受到市场认可的。
超额认购比较多、后市价格升幅大，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交行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同。首先，交行是第一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中国金融概念”对投资者吸引很大，投资者对交行股票的热捧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信心的释放。其次，交行信息披露规范透明，与投资者的沟通充分有效，对问题不回避、不讳言，这些都让投资者更有信心。再次，汇丰在国际资本市场有着良好的声誉，“汇丰因素”对投资者的影响不可忽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交行已经发生了众多深刻变化，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价格上扬反映的正是投资价值的提升。
《２１世纪》：最近舆论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上市有些负面看法，认为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你对这点是怎么看的呢？
蒋超良：从交行的经验来看，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恰恰相反，交行上市和股价上扬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国有股东受益最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上市后，我行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占比为６４．７４％，其中财政部２１．７８％，社保基金１２．１３％，汇金公司６．５５％。社保基金和汇金公司持有股份全部转为Ｈ股，并在１年后可全部流通。按发行价格计算，财政部及汇金公司在我行财务重组时通过注资持有的股份增值１．６６倍，社保基金持有股份增值４７．７８％；按１１月２５日３．３７５港元的股价计算，则分别增值２．５１倍和９５％。
与汇丰不是“零和游戏”
《２１世纪》：汇丰银行以每股１．８６元的价格入股交行，从交行股票超过３０％的升幅来看，汇丰的回报可谓丰厚。有人据此认为交行和汇丰的合作是笔亏本买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蒋超良：交行和汇丰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战略，不能从汇丰赚钱就得出我们亏本的结论。商业合作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双方都能从中获取利益。汇丰之选择交行、交行之选择汇丰，都是看准了这种合作能为双方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
每股１．８６元的入股价格，相当于交行２００３年末每股净资产的１．７６倍，此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市净率最高的是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的１．８倍，最低的是花旗银行入股浦发银行的１．５４倍，我们的定价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汇丰入股使我行资本充足率及时达标，溢价部分使我行每股净资产上升了０．１７元，相应提高了我行ＩＰＯ的定价基础，汇丰概念对我行ＩＰＯ的成功和股价后市稳定都起到重大作用。
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股价上升受益的不仅是汇丰，国有股的增值更大。应该说，我们和汇丰的合作成效显著。通过合作，交行既引进了资金，更引进了管理、技术、人才和品牌，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与汇丰的合作是符合交通银行长远利益的。
《２１世纪》：交通银行和汇丰银行的股权合作，会不会导致国家对作为国家重点金融企业的交通银行控国家制力的丧失呢？
蒋超良：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财政部仍然是交行的第一大股东，而且国有股权在交行的股权结构中占据了绝对的大头，控股权是控制力的最有力保证。而且，我们在和汇丰银行的合作中，也从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角度，设置了若干限制条款。可以说，目前国家在交行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２１世纪》：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基本上走的都是和交行类似的“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路子，您认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唯一路径吗？
蒋超良：改革路径的选择，一旦不分对象、条件地绝对化，就谈不上什么正确性。但从交行的实践来说，事实已经说明，公开上市对交行意义重大，是交行的必然选择。我们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一方面建立了可持续融资的资本补充机制，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国际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和投资者的监督，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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