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试图进行跨洲际远航的人，郑和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所代表的这种人员和资源的流动，会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方向。他更没有想到，在600年后的全球化体系形成之后，公众会作为对抗全球贸易体系的敌人而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

　　后者是安东尼奥·内格里与迈克尔·哈尔特在《帝国》一书中，对全球化“帝国”的敌人在哪里的回答，而且看起来在刚刚结束于香港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部分程度的响应。甚至比起世贸组织冗长的会谈来说，韩国农民在门外锣鼓喧天的示威更为抢眼。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门内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为门外的集体意志所阻挡。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让自身利益最大化。

　　通俗地说，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再分工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在稳定的全球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世贸组织所建立的对话平台，就是希望将这种分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稳定下来，并持续下去。动机或许良好，但是结论未必如愿。有一个全球贸易体系，是不是也有一个有力调节各方利益的机制。

　　从目前来看，世界贸易组织还不足以充当这样的角色。

　　历史赋予现代中国的使命，势必是在全球喧嚣的格局中，呈现最令人艳羡的发展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中不存在任何风险。比起那些有钱买机票、住酒店、参加示威游行的韩国农民来说，其实今天还有更多的发展中成员处于世界贸易的下游，在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保护体系中不断受害而无缘发声。参照来看，中国仍然存在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极有可能沦落其中。

　　规避风险和占据利益多数时候是同一个名词。但是只有进入全球化这个体系，我们才可以从容地讨论这样两个合而为一的命题。这使得中国一方面要积极进入这个体系，另一方面更要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动，关键就在于，我们应当继续摸索在世贸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恢复郑和后人在中国首次全球化尝试中的气魄和肚量。

　　600年了，我们很难说郑和是全球化的先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在600年前就曾经有过机会思考自己在全球的定位，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机会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开启这个话题，尤其是当多数发展中成员在全球化过程中将中国的动向视为指标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并不简单地以善恶来看待全球化，似乎更合适一些。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