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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一则令人沉痛的消息传来——荣毅仁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这个百年家族的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完满的一生，像一页华章轻轻敲下最后一个休止符，旋律在一个秋天戛然而止。
“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
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从充满贵气的阔少到刚健的企业家，再到红色政治家，直至睿智的政治家，荣毅仁的身份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戏剧变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以及由他延续并发展的庞大商业帝国，成为中国近百年来一个独一无二的传奇。
荣毅仁
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本家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家族中多人远走海外，资金外流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认为“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故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俩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而当时的党和政府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与共产党的信任由此建立。“跟着共产党，这条路我走对了。”荣毅仁曾这样评价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时，“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家祖上留下的遗训，荣毅仁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这两个条件是荣家商业帝国百年不衰的重要原因。
1954年，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荣氏企业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第一次会见“大官”陈毅
“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在上海不走的。”荣毅仁在回忆录中提到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他的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
一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
但解放军的真实行动让荣毅仁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解放军睡的是马路，吃的是自己做的窝头，没有动过上海人民的“一针一线”。更让荣毅仁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会见共产党“大官”陈毅时的景象，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风趣诙谐，刚柔相济，及为人诚恳的态度，更使得荣毅仁的心踏实了下来。陈毅还同夫人张茜，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一同来到荣毅仁家中慰问，并征求其对于企业生产情况，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在解放军的作风和陈毅的个人魅力的驱动下，荣毅仁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经济合作。
难以忘怀的“雪中送炭”
1950年，由于国民党制造的“二·六轰炸”事件，使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荣毅仁的企业生产和资金困难，一时发不出工资。但当时正好是过年的前夕，工人等着发薪过年，许多工人纷纷来到荣毅仁家里，要求立即发工资。
面临如此窘境，上海市政府给予了荣毅仁大力支持。在发生事件的当天，上海市政府就把荣毅仁安排到上海大厦暂住。另外，马上通知有关部门和厂工会的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和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到了缓和。
上海市政府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荣毅仁的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荣毅仁的企业数量不小的优惠贷款。
对此，荣毅仁曾这样感叹：“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让我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一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
创建中信再创奇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从十年动乱的阴霾中走出来。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79年10月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ＣＩＴＩＣ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荣毅仁的带领下，ＣＩＴＩＣ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具有银行、贸易公司、法律、会计事务所等各项功能，涵盖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业务，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是被称为“仪征模式”的发行海外债券举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
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200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甚至发展成为其一大重要的业务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赁部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荣毅仁率领ＣＩＴＩＣ开始了“收购香港”的战役。1987年1月16日，ＣＩＴＩＣ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当时投资于香港的内地资本系统企业已超过1000家，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其中2／3以上是以ＣＩＴＩＣ为首的华润集团、光大实业、中国银行、招商局、中国旅行社等所占有的。
第一桶金：720万美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智健南下香港，荣家在香港有一些资产，大都是些纺织厂的股份，例如九纱厂、南洋纱厂等。这些纱厂的股份30年没动过股息，因而积下一笔钱。荣智健就凭着这笔本钱，与堂弟荣智金和荣智谦合资在新界大埔开办了爱卡Ｌｌｃａｐ电子厂。“初时，我占股本的三分之一，后来工厂赚了钱，我把个人分到的利润再投资进去，令我所占的股权增加到60％，前前后后总共投资了1000多万港元。”荣智健出售爱卡公司时，他个人得到720万美元，是他投资的56倍多。
巧妙的资本运作游戏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香港”），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他提出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由他选用人才，第二是授予他相当权力，毋需事事请示。
荣智健任香港中信总经理后，第一件大事是提出收购国泰航空股权，中信香港首项大投资是1987年2月以13亿港元购入了国泰航空的12.5％的股权。这一举措，尽管遭到董事局许多人的反对，但荣智健坚持认为，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要靠运输，不是轮船就是航空。而国泰公司在航空方面已有几十年经验，信誉也很好。事实证明，这项投资是成功的。
中信香港在1990年以逾10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二成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至此，中信香港资产总值接近200亿港元。
荣智健还设计了一项更大更巧妙的资本运作。成功收购泰富发展公司之后，“泰富发展”就更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荣智健任董事长，成为中信旗下的上市机构。1990年6月，荣智健把中信名下的12.5％国泰航空股份，作价28亿余港元，悉数注入中信泰富，接着又将20％的澳门电讯作价2.5亿港元，注了进去，随后，他又使用“小蛇吞象”的办法吃掉恒昌企业。恒昌企业是多元化大型非上市公司，集团名下各类物业在1990年底就超过了30亿港元。
荣智健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调集中信泰富的流动资金，另一面通过各种途径联合友好共同动作。1991年9月，荣智健终于策划成功，收购了恒昌97.12％的股权，其中中信泰富占36％，其余由各合伙人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投资，以李嘉诚所占份额最大，荣智健个人也占了一份，为6％，有12.55万多股，若以每股收购价330港元计，则他需负担4.9亿港元。派息后恒昌股值大减，中信泰富发新股，又用现金换取李嘉诚等合伙人手中全部股份，不久就完成了全面收购资产值70多亿港元的恒昌企业，而所用资金净额才40亿港元。
接下来，荣智健又把资金运作指向房地产业。1993年3月，中信泰富与太古地产联手，以成交价28.5亿港元投得一块贵重商业地，计划建120万平方米商业中心，另有停车位达400个的停车场，于1997年落成。2004年12月中信泰富及旗下公司共斥资6.09亿元人民币拿下了大冶特钢。此举标志着荣智健掌舵的中信泰富已将资本触角伸向了内地钢铁产业。
荣智健
中国首富
“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规模。
”这位打破“富不过三代”传说的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这样评价自己。中信泰富14.9亿美元的资产估价，以14.9亿美元荣登2004年福布斯内地富豪榜榜首。
开Ｓｉｎｇｅｒ跑车的少年
荣智健1942年1月出生于上海，是家中惟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我是独子，所以小时候宝贝一点。那时讲男女平等，我看我们家里还是有点重男轻女，尤其我母亲，但父亲倒没怎么宠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实行公私合营当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
1956年，荣家企业宣布全面公私合营。同年，14岁的荣智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荣智健少年时代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他追忆那时的生活时说：“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Ｂｕｉｃｋ，Ｃａｄｉｌｌａｃ，后来换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300。我第一次开汽车是10岁那年，开的是一辆红色皮座的敞篷英国产的Ｓｉｎｇｅｒ跑车，特别刺激和紧张。那时，连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地说，荣智健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要好一点。”
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时期，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他后来说。
“文革”时期干了8年粗活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他说。
1966年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荣宗敬、荣德生
荣氏商业帝国的创始人
荣家——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在20世纪初崛起于无锡。无锡惠泉山麓的五里湖畔的荣巷，小桥流水、清风碧荷、吴侬软语、杏花缤纷，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
1873年，半农半商的小业主荣熙泰家中诞生了一个婴儿，是个儿子，取名荣宗敬。两年以后，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世。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但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却衰败下来。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荣宗敬雄才大略，而荣德生讷于言而敏于行，平实勤励。两个兄弟为荣氏商业世家奠定了基础。1896年，荣氏兄弟和父亲一起开设了一家广生银庄，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
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1913年荣氏兄弟出资4万元与人合资创办福新面粉厂，产品还未出厂便被抢购一空。开工不到一年，即获利3.2万元，盈利率达80％。到1921年止，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共有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面粉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时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22年止，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上世纪20年代的纱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1916年，在荣家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荣毅仁出生了。他是荣德生最疼爱的儿子，但管教严格。荣毅仁的生母程慧云同样严格管教儿子。虽然她自己不识字，但从来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教育。“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像你父亲一样做一番大事业。”她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荣氏企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其中如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8年抗战中，约有1／3的纱绽、一半以上的布机及1／5的粉磨均被破坏毁损，幸存下来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军管”劫夺。留居上海的荣宗敬目睹手创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上受了严重创伤，1938年2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
上海解放前夕，荣德生全力阻止迁厂逃资，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建国后，荣德生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辞世后不久，全国的荣氏企业先后申请公私合营。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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