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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书架》在线阅读：《全球化之舞》 王育琨 著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
主持人田瑛：今天我们请到著名管理专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王育琨老师做客搜狐，先请王育琨老师跟我们搜狐的网友打个招呼。
王育琨：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很高兴今天来这里做客。
新中国概念正在形成
主持人田瑛：我们先谈谈您的新书《全球化之舞》，为什么要叫这个书名？请问，您对全球化怎么看？对全球化的概念您能否下个定义？
王育琨：进入21世纪，勇于探索的中国企业家，超越自己所需的敢想敢为，汇集成一股强势的中国力量和震惊世界的潮流。 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史蒂芬博士指出，“一旦中国企业开始大举海外并购，必将引起世界整个产业链的连锁反应，中国企业的并购实力让整个投行界震撼。”大公司的全球化，是一国经济全球化最直接和最深刻的显现。
2005年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处于冲动期，一系列的事件惊心动魄。以至于现今全球市场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概念，只要是中国公司有可能染指的企业或行业，炒家就提前介入，公司的市值跟着就上升，当然中国公司并购的成本也跟着上升。有些企业是跌跌撞撞，有些企业是随机巧和，更多企业则是出自一种使命和长久的计划，他们生来就是全球化的公司。跳出过程之外，跳出具体的利益，远观遐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事件，就有了一种向海而生的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舞》的整体映像。
作为中国的一个企业人，为中国企业家的创造所感染，我对一线公司全球化的案例进行了研究与悉心解读。所幸，我的研究有些结论可能对一些公司并不有利，但是我仍然能够得到一些公司管理高层的反馈，认为我的研究有许多启示。
关键是大家认为有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大历史观下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的诸多理论，我最欣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中的概括。美国人治学的一个特点是有大历史的概念。他能够从人类经济史的角度对全球化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比这本书更吸引我的事这本书的写作起因。
在9-11以后，反恐战争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失去的影响力是热门议题。2004年正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John Kerry正大张旗鼓的抨击那些“叛国总裁”将工作机会外包。突然间，外包这个议题爆炸性的登上世界舞台，登上了《财富》、《富比士》、《商业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封面或头版。
弗里德曼因此想，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邦加罗尔，印度的外包首都，也是印度的矽谷，来作一个称为《外包的另一端》的报导。让我们可以从最底层看看这个现象。在印度，一个受访者冷峻地望着托马斯，先是很随意地说，“Tom，我得告诉你，全世界的经济舞台正在被夷平，而你们这些美国人并没做好准备”。
这句话深深的震撼了弗里德曼，他改变了采访计划，上交了休假请求，要专门写一本世界是怎么变平了的书。于是有了《世界是平的》。这句话也深深震撼了我。每当念及这个细节，我都在想，我们中国人是否有着充足的准备？每次问这一问题，都会有新的认识。中国大公司的全球化并购，应该是中国人中最具先知先觉意识的一群人。可是在他们的并购行为中，依然有着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和思维模式。
故此，我想多说两句关于《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世界是平的》展示了美国专栏作家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对打的历史阶段划分的敏感。弗里德曼在书中提出了三个版本的全球化概念：1.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国家的全球化，时间为1492年至1820年，这一轮全球化将世界从“大号”缩到“中号”；2.0版的全球化，是公司的全球化，从二战后到2000年，这期间世界从“中号”缩为“小号”；3.0版的全球化，从2000年开始，将世界从“小号”缩为“极小号”，这一阶段的驱动力则是软件和网络，主体则是个人，因此是个体的全球化。
弗里德曼宣告，当你沉睡昧于真相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全球化3.0的时代。这个时代真正独特不同的地方在于，不是国家全球化，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和团体持续的全球化。它将世界从小型缩成微型，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有网友提出草根与全球化的关系，这个问题提得好。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政府高官或公司高管的事，全球化已经是每一个人的事了，是一种生活方式。考虑任何问题，都有个全球化的视野问题。《乔家大院》有个诠释比较到位。乔致庸在给新店员训话时就提到，心里装不下天下的人，不可能在乔家有大出息。他把“天下”诠释为见个人你就要想到他都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怎么帮到他。这样一种视野和思维习惯熏陶下的乔家新店员，该是个个具有全球化质素的了。美国总统布什接触到的资料，那普通的大学生、中学生也能接触到，这就是3.0版本真正的意义。
具有决定意义的瞬间
主持人田瑛：在《全球化之舞》里，我发现最近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受尊敬商业领袖”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创立自主品牌的企业思维的获得，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全球化经济思维的诞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您怎样来看待这些商业领袖们在企业全球化道路所受的这些“刺激”？
王育琨：张瑞敏和盛田昭夫，都是重直觉而轻理论体系的商业巨子。对他们来说，关键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需要什么。索尼的全球化是战后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一个样板。我在研究中发现，盛田昭夫带领索尼的全球化路程与张瑞敏带领海尔的全球化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起因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瞬间。
张瑞敏的全球化发端于1984年的德国之旅。1984年，为了德国“利勃海尔”的项目，张瑞敏第一次出国。有一位德国的朋友带着张瑞敏参观德国市场的时候，对张瑞敏说：“你们中国在德国最畅销的商品就是烟花和爆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恰如一根锥子直戳心脏，张瑞敏被深深地刺痛了。
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也曾经体验了相同的感受。
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去美国，他的感觉是不知所措。穿梭的轿车、宽阔的道路、直冲云天的建筑以及高度的自动化生产，高速发达的美国经济使他感到窒息。盛田满腹疑虑：一个小小的日本公司在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里是否有生存的机会？而当时的日本制造，基本上是与小饰品及廉价仿制品联系在一起，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产生的懊恼。接着他去了德国，参观了大众、奔驰以及西门子。
战后德国的强健，也使他沮丧。直到参观荷兰的飞利普公司，他惊奇地发现这个闻名世界的大企业集团总部，竟然设在古镇艾恩德霍枫（EINDHOVEN），这里的规模和生活节奏使他觉得容易对付，心情也舒畅起来。他给日本的井深大写信：“如果飞利普能做到，也许我们也能做到。”飞利普启发了他：公司地点不重要，建立一个国际知名品牌至关重要。
盛田昭夫到美国考察后的第二年，就携带SONY便携式收音机，在美国开始了他的全球化之旅。起初为了推开市场，经销商拟给他10万美元的订单，条件是把SONY换成经销商的牌子。艰难中挣扎的索尼迫切需要这10万美元的订单，可最终被盛田昭夫拒绝了。索尼要创立自己的品牌，不能给别人做代工。几十年后，盛田昭夫回忆，那是他曾经做出的最好的商业决策。
与盛田昭夫相比，张瑞敏的步伐显得慢得多，从梦想到实际跨入美国则整整花了15年。或许是中国巨大的市场阻挡了张瑞敏跨出去的视野，或许是国内白热化的竞争绊住了张瑞敏的脚步，或许是张瑞敏特别看重第一次亮相的感觉。一直到1999年，海尔在美国的销量已经达到了29万台，突破了20万台的盈亏平衡点，张瑞敏才决定在美国安营扎寨，在洛杉矶设立研发设计中心，在南卡罗来纳州开设工业园区，在纽约设立销售中心。
中国民营与国营企业的并发症
主持人田瑛：在您的《全球化之舞》里谈到索尼出井伸之义无反顾地发起了使索尼更加轻盈的工程“转型60”；以及2005年 6月 22日，索尼集团股东大会通过了出井伸之的提议，由63岁的美国人霍华德·斯特林格出任索尼董事长兼CEO，67岁的出井伸之和另外7位索尼高级董事退位。这两件可谓是索尼历史性事件。对此您觉得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王育琨：你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出井伸之当年一上来就是改变公司董事会由一色34位高官组成的这个现实，把董事会成员降为9人，选择了5位公司高官以外的人加入董事会。在退休之际，出井伸之对董事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改造，他与7位索尼高级董事悉数退出。原因是出井伸之认识到，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与公司的股东应该彻底分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而中国公司有一个奇特现象，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表现出很强的公司经营层与所有者难以区分的现实。在这两类公司表现出同样一种趋势：对内部人控制当道。
所谓“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是指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的。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股东又很难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由此导致了经营者控制公司，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而在中国这个现代公司的顽症，则发生了新的变异：内部人控制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含混不清的条件下发生的。
按理说民营企业更应该适应和习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但是恰恰是民营企业，表现出强烈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叠现象。有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也发现公司是实现股东意志的载体。他感觉公司100%个人控股才能放心，不愿意有另外的主体参与进来，对兄弟姐妹也不放心。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所有子公司的法人与总裁，全由他一肩挑。高层团队只有等待他一次次自相矛盾的顿悟去冲锋陷阵，而出了任何问题，因为都是他的决策，就只能敷衍过去。
久而久之身边多的是唯唯诺诺和阿谀逢迎之辈。本来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与董事会、监事会等形成了公司的双重视力，相当于运动员与裁判的分工。我们的民企则更愿意把运动员与裁判合二为一，这样就难免极大的削弱了公司的竞争力。
一些掌握控制权的国企企业家，往往又是国资委的股东代表，已经习惯了股东缺位给他们的便益，习惯了政治官员无关痛痒的监督与检查，也摸索出一整套有效手段去对付这些监督检查。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他们自己设个指标考核自己。今年国资委对大型国企的改革动向值得关注。从国资委领导的一系列讲话和近期文件精神来看，主要将强化公司董事会的建设和战略投资者的引进。
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这些改革措施看上去很简单，只是操作层面的，但是量变一旦发生质变，将带来公司体制的全新面貌。
资本意志统治一切的时代：资本的营盘流水的经理人
主持人田瑛：现在“博弈”一词非常热门，经济刊物或者经济类书籍都有提及。在《全球化之舞》里也有涉猎。请问，您是怎样看待明星经理人与企业主，或者说与资本的博弈的？
王育琨：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过，不能泛泛而论。每一个个案都有独特的价值。一般性的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经理人与企业主的博弈：资本的营盘流水的经理人。中国真正稀缺的资源是资本不是人力。哪怕你是CEO，有上千个跟你一样聪明的人正在等待着你的位置。正是在这样的供求状态下，演绎出资本格杀经理人的一次次惨剧。
有些经理人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资本深怀敬畏；有些经理人学历史上的范蠡功成退隐，主动给资本的意志让出天地；有些经理人则学文中，等待着最后的判决；还有一些甘当小人，时刻遵循着资本的意志充当杀手，杀掉最强悍的人。资本不相信眼泪。资本需要新鲜血液的滋补和维系。资本永远是见异思迁，永远是在寻找更有价值的投资。当经理人已经“老迈”，不能在交出资本满意的答卷，资本就不会在意他曾经的功劳以及他的精神价值或形象价值。
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利润最大化很多时候往往不是企业主的个人目标！获取政治资本，创立更大的名声，在组织中更强硬地贯彻个人的意志，往往要超过他们的盈利冲动。在企业主与经理人的博弈中，常常有些明星经理人，不能静下心来读懂企业主的意志，而凭借一股想当然的蛮力和迷狂，一心想着事业和公司，把企业主想象成资本的人格化，而唯独没有把企业主当成一个现实的人来看，结果以头撞墙，造成悲剧性的命运。
我知道你问我这个问题，可能是去年我的一系列文章讨论李开复从微软跳槽GOOGLE的事有关。其中尤以《李开复：强势的软弱》影响最大。
关于《李开复：强势的软弱》的说明，先前我曾向多位年轻朋友推荐过李开复的信和文章。当2005年7月20号传出李开复跳槽GOOGLE的消息时，我拒绝接受。后来当李开复自己一次次走到前台诉说衷肠，我才不得不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那一刻心里生出莫名的烦躁。于是，我避开喧闹，远离噪音，把李开复的信和文章都通读了一遍。我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于是有了《李开复：强势的软弱》。
李开复像一座大山，这座大山由他的一系列文稿和访谈组成。此前只是远观，我深深地为这座大山的巍峨和妩媚动人所宾服。这回我决定避开喧闹，调出李开复反复强调的致青年学生的四封信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和访谈，徒步登山，也去追随一回李博士的心跳。从1998年以来，李开复在中国做的演讲、报告超过300场，给中国大学生写了四封信，还开办了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网站。在网站上他回答了1500个来自中国大学生的问题。
用了20多天的时间，我终于登上了山。拍遍了路经的每一块石头，岂料兴味索然！这山以及脚下的万般景色顿失魅力。一种坍塌的感觉袭遍全身。我忘记了一个简单的常识：顶峰无景。许多的伟大，一如许多的美好，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并且只可仰视，不易俯瞰，这样他们才能魅力四射。
这种感觉一说出来，就带有着强烈的局限性。这里需要申明，登山的人只有一个狭窄的视野，多有“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但是人们却常常相信他能够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局限性了。我没有亲身感受过李开复，也没有从李开复的朋友那里了解李开复，全凭李开复自己写的或是记者写他的文字，而文字本身就已经有虚饰的成分了。但是每一个的人，都可以谈登山的感觉。
最近读了梁漱溟访谈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很有感触。访谈者还在60年代就出了一个梁漱溟传《最后的儒家》，可是作者并没有采访过梁漱溟。作者只是翻阅梁漱溟的过往文字，就得出了一个梁漱溟的整体映像。当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美国人跟梁漱溟访谈了十多天，所得到的印象，跟他从梁漱溟文字中得到的印象完全一致，只是个别史实有出入。李开复的文字，是他自己所特别看重的，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当然可以读出一个大概的形象。
我的观察引发了网友的评论，而且批评居多。我理解那些语词过激的网友，理解那些懊恼的心灵，或许他们对我的片面怒火中烧，或许他们正经历偶像坍塌的痛苦。也有几个朋友指出我的缺陷。一个朋友讲，李开复的经历和他的思想，从管理理论角度看意义并不大，很容易流于过眼云烟式的争论，不具有深度开发的价值；有的朋友讲，你的视角缺乏爱心，你应该找到凹陷李开复的陷阱，以启示李开复和相关的人们。这个要求相当的高。我只是一个提出可以进一步思考问题的人。这些锐利的触角，有可能成为引玉之砖，以启迪李开复和关心他的人，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以防止被伪装成机会的陷阱吞噬。这或许是我的作用。
我依然认为，全球化是无国界的。为了我们能够真正塑造一支全球化的力量，那些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的通行商业价值，如责任、敬业、诚信，需要遵守和守护。近期苹果中国高层被悉数辞退，是对中国经理人职业素质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在今天，我们还不致力于建设一种对现代商业社会通行价值的彻底尊重的氛围和环境，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犯罪。当然，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或有点像尼科罗·马基雅弗里当年所处的意大利3000多个城邦的竞夺。马氏发现，成功的君主，往往具有这样的秉赋：当守信有利时，他表现的很虔诚，当不利时，他比任何人都可以不讲信义。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官。让我们相信时间的公正性。
企业家的救赎：痛苦、无聊、赞新的启示——走向良知的道路
主持人田瑛：您曾说，在第一线上活跃着的中国企业家多已步入中年，但其真正的危机，不是积劳成疾，也不是思维上的误区，而是正在遭受一场信仰危机。请问何为信仰危机，在您看来，中国中年企业家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王育琨：你这个问题很好。近日读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才得知，“良知”这个词是王阳明首先使用的。“良知”这个词意可以伸得很远。我是把它跟上帝、宇宙、佛、超自然、绝对理念等并列的。企业家的信仰危机，也可以说是良知的危机。我那篇被《中国商业评论》评为“对中国企业家有影响的33篇文章”之一的《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最近受一本童话书的启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正在探讨的主题就是“企业家的救赎”。
我正在读的小册子是《盔甲骑士》（?罗伯特·费希尔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这是探索生命本质的钻石般的杰作。问世20余年经久不衰，骑士的故事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被誉为当代最震撼心灵的寓言故事。
“骑士的盔甲”已成为禁锢人们自由身心的一切面具的代名词。跟李嘉诚一样，为了教女儿我打开这本启蒙读物。一边为盔甲骑士的故事感动着，一边思索着企业家的命运，思索着这些力行者所面临困局的求解之道。
一直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骑士，居然自己已经陷入了严竣的生存危机。造成生命危难的，则是帮助他确立功名的盔甲。这套盔甲是国王赏赐的礼物，是用一种非常稀有、和太阳一样闪亮的金属所制成的。有些人发誓，曾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从北边落下。事实上他们看到的，不过是骑士朝四面八方前进而已。
骑士非常喜欢穿上盔甲。他习惯了人们的诧异和赞扬，习惯了盔甲带来的安全感，习惯了盔甲所塑造的神秘空间，习惯了盔甲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安全，习惯了盔甲塑造的另一个自我，那个可以随时与世人包括他的妻儿隔开的屏障。可是，因为三年看不到他的真面目，感触不到他的热吻，更没有办法过正常夫妻生活，他的爱妻要带着儿子离他而去。直到这时，骑士才意识到要脱下盔甲。随着而来的问题比想象中还严重。因为沿袭常规办法用斧子去砍他的盔甲，结果导致盔甲变形，他已经无法正常睡眠，已经不能正常进食，甚至不能正常喝水。他的生命已经受到了切实的威胁。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家门，不是去拯救公主或世人，而是去寻找自己的救赎，踏上了求生之路。
骑士的难题，与我们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企业家之命运何其相似！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荣誉、秘籍、成功、果断、进取等等素质加身，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添加了没有同路人的孤独与落寞。而且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开始向他袭来，使他不能再对朋友、对家人袒露心迹。
他们不是常人，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从而排解掉任何一点点危险。企业家的定位使他们超越了那些常人的情感。任何的苦闷和无奈，只有自己消化，没有人可以缓解或分担。久而久之形成了他们的心理过程。他们没有倾诉对象，甚至上帝或佛爷不与他们同在，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于是他们纷纷寻找已有的或现成的盔甲，或是日夜由生猛的保安护卫，或是有压顶的业务缠身，或是进入不知为谁忙乱的债滚债的泥沼中，或是把所有可怕的疾病统揽于一身，或是干脆就患上抑郁症，陷入了深刻的生存危机。据报道，20年来自杀的企业家就有1200多人，至于非常死亡的数目，就更是惊人。
骑士为了寻找自己的救赎之道，前后穿越了“沉默之堡”、“知识之堡”、“志勇之堡”、“真理之巅”。这个寓言故事最具震撼力的部分就在“真理之巅”。最后，骑士块要登上真理之巅时，却给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巨石上刻着最后的几句碑文：“虽我拥有此宇宙，无有一物为我留，因我不可知未知，如我不愿弃已知”。他吊在峭壁上，同时还得解出碑文的意义，这个任务看起来不太可能完成。武士深吸一口气，念叨着碑文，突然有了个很吓人的想法：他现在为了宝贵的生命，抓住不放的岩石，对他来说也是“已知”，这是不是表示，他必须放手，让自己堕入不可知的深渊，才可以得到“未知”呢？
想到这里，他的力量开始消失，他抓住岩石的手指也开始迸出鲜血。由于相信自己快死了，他放了手，向下落去，掉入记忆中无尽的深处里。当一种不熟悉的平静感突然充满全身，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开始向上掉出深渊。突然，他发现自己站在山顶上，明了岩石上碑文全部的意义：放掉那些令人害怕的东西，放掉所有已经知道和拥有的东西，乐意拥抱无限的未知才使一个人真正自由了；我们真正该享受的是那些不曾体会过的未知数。
骑士的一闪念，却抓住了登顶的奥秘：就是放弃。彻底的放弃！这是全书的眼。痛苦、无聊与崭新的启示，是骑士到达了圆满空性境界的三种推动力量。人们也只有通过在一些拐点一次次追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不对？我到底需不需要改变？”从而获得崭新的启示。一个不曾爱过的人，突然之间他被爱，或者他去爱人了，这才经验到另外一个有爱的世界是如此的美，是他生命里从未经验过的，由此他会开始渴望想要追求，开始想要朝那个方向前进。空性是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说到底就是随缘去执。因为事物的潜力和潜能是人的认识所永远无法穷尽的，倒不如对自己没见过的事敞开大门。
世上还有着1000条没有被人走过的路，还有1000座神秘岛，还有1000种的潜能，还有着1000种的可能性。我们切不可把辽阔圈起来，深陷在已知的狭窄小径上。这些道理，或许谁都理解，可是要在实践中笃行，却不是简单的事，一如盔甲骑士须经历“沉默之堡”、“知识之堡”、“志勇之堡”、“真理之巅”，每一道门槛，都需要彻底颠覆对自己的认知。人们也必须发现自我并跳出自我，从更高的层面上去关照和省察自我。
至深的道理往往是最简单的。先知纪伯伦曾经用“先驱”这个词，概括了人之观人的角度：“你是你自身的先驱，你建造的塔只是你‘大我’的根基，你的‘大我’，又将成为新的根基。我也是我的先驱，日出时在我面前伸展的影子，正午时将要聚在我的足下；下一次日出又将展开新的影子，他在下一个正午又要聚拢。我们常常是，也将永远是自身的先驱。
我们于过去和将来采撷的，只是粒粒种子，待播撒在未耕耘的田地上。我们是田地，是耕夫，是采者，也是被采物。”
确实，盔甲骑士历经痛苦、无聊、崭新的启示之涅磐，最后认识了本我，达成“良知”。或许为我们处于危难中的企业家，指出一条自我救赎的路径。
主持人田瑛：您有过十年的企业经历，对企业家和高管的企业战略思维与公司治理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这对您做企业的案例分析和研究，有什么好处？
王育琨：“深知自己，也知世人”与“探索世人，才有自知”。
卢梭说，“深知自己，也知世人”；纪伯伦说，“探索世人，才有自知”。这两个说法统一的指向就是深刻认识那个内在的自己。《盔甲骑士》的要旨也是认识内在的自己。借助两位先哲的视野，做过10年企业的我，沉醉在与企业家进行年深月久的晤对，对过往事实进行冷静全然的觉察之中，以求得到一些有关企业和企业家知识。因为我是过来人，看待事情往往不是靠先验的观念，而是具有在场的实感。
在我分析的并购案例中，有一些是批评多于褒奖，就是这样的分析，也常常能够获得企业内部高层的认同。他们还以为我在他们公司内部有线人呢。是年多的企业经历，磨练了我的在场实感，我常常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事件的程序和逻辑。这些是没有在企业干过的人所不具备的。有了十年的企业经历，让我对企业家和高管的企业战略思维与公司治理有了独特的感受。因此，当我再来写企业的案例分析时，常常有如临其境的感觉。
华为全球化：间接路线战略
主持人田瑛：您分析了很多全球化的案例，请问，那些案例对您印象深刻，感触最多？请重点分析几家企业并购的案例？
王育琨：企业全球化，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并购。并购只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去年，中国公司以并购走向全球化的成功案例不多，但是制造的冲击波可不少。中石油2005年的并购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宗并购，无论是收购额、收购内容与收购形式，还是收购背后的企业思维与战略，都标志着中国企业全球化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节点。
我发展如何让友邦因此也获得发展，是中石油收购PK的最大亮点。
中石油收购PK，涉及哈萨克斯坦、印度、俄罗斯、加拿大等多国石油巨头，前后经历了多次诉讼，其蕴含矛盾的复杂程度，超出局外人的想象。最后，中石油集团不仅成功遏止了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的轮番进攻，消解了印度国有能源公司的努力，联合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对价41.8亿美元，成功收购加拿大PK公司。
中石油的收购展现了一种成熟的商业思维。早在几年前，中石油就已经与阿萨克斯坦展开了合作，还修建了一条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石油管道，以解决哈萨克斯坦在石油出口上单纯依靠俄罗斯管道的局面。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中石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了；对中石油来说，也深知对方的习惯和需求。我发展，也要让你因我的发展而发展。这样一种内在态度，形成很强势的势能，使中石油更容易达成自己的目标。收购的本质是利益，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照顾程度。此项交易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陆上管网资源的配合，将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与中石油的国内配套设施相结合，既减少了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又能将中国的能源需求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亦有了中国市场的支撑，从而摆脱了单纯依赖俄罗斯输油管的局面。这样就把自己的利益与友邦的利益绑在了一起。这里没有毛躁和不自量力，而是长期战略的体现。在中石油2001年编撰的《世界油气资源国投资指南》内部文件中对自己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报告指出，美国只适合中小企业进入，并不适合大企业；在公司国际化运营层面，中石油的优势在于其勘探开发成本较低，但生产作业成本过高，精细炼化技术落后，导致其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中石油的跨国、跨文化管理能力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华为全球化：间接路线战略。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中国公司通常会为应接不暇的机会敞开胸怀，还美其名曰不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惟独缺乏孤注一掷的果敢和意志力。在机会主义弥漫的环境中，华为的强毅精神在破土、生成和壮大。
对通讯行业本质的深刻认识，使任正非与他的同辈企业家区别开来，建立了一整套全球视野的战略思维，并找到了恰当的路线与合适的模式，以一贯之。
华为恪守战略产业、抢占战略高地、以研发本地化为先导的全球化战略、以性价比为旗、间接路线战略等等整体的全球化战略，构成华为全球化的一种境界。华为研究者很多。我对华为研究的贡献在于，从华为的全球化历程中，概括出一个间接路线战略。从我现在的认知看，间接路线战略，有可能成为中国公司全球化的重要借鉴。
2001年以来，任正非在许多场合说，自己“是拉宾的学生”。他提出学习拉宾“以土地换和平”的联盟策略。坚持我发展，让别人因此也发展；我得利，让别人因此也得利；我发达，让别人因此也发达。而且，与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思科、GE、微软、IBM、索尼、阿尔卡特、3COM 等形成战略联盟，无疑是一种借船出海的间接路线。客户通过巨头们认知华为品牌。中国公司普遍的真理是：全力打造出最完美的产品，以创出品牌征服世界；华为则进一步认识到间接路线的价值，实行了与跨国公司的广泛合作，华为则凭借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参股或控股。
以技术为本，借壳知名品牌和渠道，实现华为全球技术版图的扩张，这是间接路线战略的实质。
中石油与华为都证实了 “间接路线战略”的有效性。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实践却不断证实商战中间接路线战略的重要性。中海油与中石油的并购，不过是提供了商业领域直接路线战略的步履维艰、间接路线战略的大行其道的最新例证。
间接路线战略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那艰难的1989年9月4日，小平同志与中央政治局谈话，为中国崛起确定了韬光养晦或间接路线的方针，具体内容包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沈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小平同志的间接路线方针，是建立在对国际时局图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内在态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方针并没有过时。任何不合时宜的冲动和充当领头人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德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揭示了跟小平同志一样的主题。他通过对2500年的战争史进行研究分析，利德尔·哈特得出结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捷径。一部大国起伏的商业发展史，无不印证着战略家关于间接路线战略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生意从来就离不开政治，政治从来也脱离不开生意。在一个政治经济分不开的时代，不能盲目打出市场的旗号，直捣黄龙。而是应该琢磨透全球化的时局图，看清政治力量的走向。既然美国有“中国威胁论”在涌动，既然有愤青们在行动，既然有政客们在利用一些情势捞取政治资本，既然有一股潜在的实力在运作政治，我们可以探讨一条更为稳健的间接路线战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建立广泛的“友商网络”，以推动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人最重实用主义。当他们看到我们的石油公司在中东、中亚、东亚、欧洲、拉美不断取得优势时，他们会改变态度认识到快速发展中大国利益的一致性。
主持人田瑛：现在我们插一个网友的问题，有网友问，《全球化之舞》的书中，讲联想依然是批判的口气，您觉得您何时会褒奖联想？
王育琨：这本书的角度分析案例基本上都是建设性的，包括对联想，开始我就引了“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者为我何求”。实际上我还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一种没有具体利益纷争的比较轻盈的状态来研究，我认为有些问题是客观的，谈不上批判。
好多网友还说，你对联想研究立脚点立场完全转变，尤其是我对资本意志的尊重在后边我们还要讲联想大的风波，从柳传志的角度，他创办了联想，把联想当做命，所以我认为不是批判的角度，只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把它反映出来，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角度。
主持人田瑛：网友问，我从海外采购回来，发现从国外买回来的都是些“中国制造”的品牌，品牌是西方的，但是产品确实中国制造的，想问这就是全球化吗？全球化与中国制造是什么关系？
王育琨：这个问题很好，像中美贸易逆差，从美国来说有几千亿美元的逆差，说不平衡，实际上很多都是美国公司做的生意，是美国公司在赚钱。具体怎么赚有几个例子说明，像巴比娃娃、鼠标，大概整体起来好多产品是这么分配的比例。比如在美国市场上卖100美元的产品，大概生产制造这块所占的份额，包括所有我们离岸的运输、电、人工，所有的开支进去大概占3％，剩下的都是搞设计的、品牌的、渠道的，周边就赚了很多，所以这种中国制造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实际上是在食物链的低端。现在上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有一大批的中国公司，比如华为、宝钢，这些公司都已经占住了高端，实际上所有的行业都有一个微笑曲线，在一端是设计、研发，在另一端是市场。我们的华为跟宝钢实际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占住了高端的市场，然后形成了好多的前景、好多的市场份额，我们输出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给人代工制造，代工制造只是全球的一种形式。
中国公司不需要导师需要实践
主持人田瑛：去年国内最热的企业并购是联想并购IBM和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联想并购IBM成功，但是目前内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不成功，却“虽败犹荣”，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走出去的大型跨国并购，他们的行为对以后中国企业的并购有什么借鉴意义，该汲取什么经验？
王育琨：陶行知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中国公司的全球化，现正处于行动是老子的阶段，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还不够丰富，难于总结。企业家们考虑的问题会很全面、也很深入，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去搜集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案例，来提示我们的企业家。从这个角度上说，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要有一种产业思维，抓住行业的本质。
没有对行业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就盲目去收购容易出问题。比如，出井伸之是个有名的商业理论家，他说了几年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大规模生产时代行将结束”，这个判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电子巨头在纷纷转型把一些不愿意做的东西甩卖出去？TCL购买德国的施耐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例如，德国著名的《经济周刊》总编辑、经济学家巴龙先生对TCL收购德国施耐德的评论：若要借施耐德进入德国市场，TCL还不如用自有品牌。因为施耐德在德国的社会形象是一个保守的、不断破产转卖的私人企业，产品还不如TCL先进。现在德国电视机很便宜，市场已经饱和，如果再买只能买高精尖产品，但德国人知道，施耐德生产不了高精尖产品，如果把TCL的超薄高精尖电视机贴上施耐德的品牌到德国去卖，德国人不可能接受。
第二，中国市场就是高端。这个观念常常被忽视。
宝钢就运用的非常好。中国市场的优势是谢企华全球化经营思维的起点。中国钢铁业一年的消费增量，等于全世界其他区域三年的增量，中国作为钢铁的第一大生产国、进口国、消费国，吸引无数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纷纷参与开发竞争。坐拥中国市场份额的优势，宝钢不遗余力与国际钢铁巨头新日铁、阿赛洛、浦项和蒂森克虏伯等合作，以便获得市场、技术和管理优势。在一般公司靠低成本、低价格进行跨国竞争的时候，宝钢则在管理体制上加速推进一体化运作步伐，业已形成整体化运作体制的雏形，启动高效率的组织生产这个高端来实现全球化布局。
宝钢把全球化经营能力牢牢地锁定在公司的体系运作上，由此途径所增加的跨国运营能力永远属于宝钢公司。
第三，还是要坚持间接路线战略。
生意从来就离不开政治，政治从来也脱离不开生意。大公司战略从来都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主持人田瑛：有网友问，有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职责全球化导致贫富悬殊，导致了全球化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出现较大偏差，让收益流入发达国家的口袋，你怎么看？
王育琨：这个问题应该历史的来看，不要局限于现在的这种分配。在后发国家有一个模仿阶段，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一定要去经历这么一个必经的阶段，我认为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在参与全球化分配的过程中，我们慢慢会有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强调自主品牌，这种品牌意识都在崛起。类似于像网友这种问题，一般百姓都有这种意识，这就会形成一种整体氛围推动我们企业家创出自己的品牌。
在我的《全球化之舞》也是重点从企业的产业思维、企业思维和品牌思维这种角度来把握企业全球化的典型，像华为、海尔、宝钢等等公司，实际上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大公司是国家力量的主体
主持人田瑛：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您认为民营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该如何提高竞争力？
王育琨：国企民企的说法，是典型的中国话，不是世界语。现在提起“国进民退”主要是在去年的一连串市场化重组中，由国资大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占得先机，赢得重组。这些上市公司具有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是大股东股，公司治理结构相对规范，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导向管理体系。凡是上市公司，应该都算公众公司。以后全流通了，这个性质就更会发生变化。新的环境下，要有新的视角。
中国力量体现在大型企业的竞争力上。与国企相比较，民企一般在制度、流程建设与对经营权的约束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更多地引入战略投资者，是一条做强做大比较现实的路径。这方面说的人很多，我想强调另外一个层面。
前段时间我去首钢炼铁厂做调研，特别受教育。首钢炼铁厂是在全国都稳居排头兵的。我问炼铁厂的总经理卢正春，首钢炼铁厂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他说，炼铁厂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拥有世界上炼铁炉龄最长的产业工人，他们有着系统整合处理的能力。国内许多大的钢厂炼铁炉出了问题，常常要到首钢来取经。炼铁跟炼钢不同，一旦炉子烧起来，就不能停。其中涉及许多复杂的情况。
比如铁矿石的品质、焦炭的品质、通电通风等一系列复杂情况。炼铁厂有四座高炉，按每立方米炼出的吨铁指标计算，其中三座都是在世界上排名前五名。综合系统能力，包括处理各种复杂情况，不同的原料经常变，突然的意外怎么处理，不能停炉，一直不能停，不断上面上料，下面出铁水。首钢的炼铁炉，还在60年代、70年代就能概括出一系列哲学理念，现在依然有这样的传统。卢正春说，他们那里的每一个工人，都是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文学家。一定要有表达。中国大型国企里面，有千千万万个卢正春这样的产业工人和经理人，他们是国企的无形资产，也可以说是核心竞争力。
现在的要害部署区分是国进还是民进，而是要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中国力量的锻造。
全球化要钻研用活“世界语”
主持人田瑛：最近众多媒体对中国的改革路线和方向，取得的成果开始进行评估和反思，甚至一些极端者认为改革是迷失了方向，请问，您对中国的改革的意见是什么？中国的改革下一步终点和方向在何方？
王育琨：全球化了，不能只说“中国话”，还要钻研用活“世界语”。
“改革路线和改革思路”，这些都是中国话的标本。当然，我们要照顾好多人的习惯，还要反复说好中国话。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该用好世界语。中国话的改革，用世界语来说，就是转型。转型是一种常态。
中国的发展轨迹，不是在深透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打开国门，把好的东西引进来的过程实现的。这是个开放加实践的过程。最近也浏览了一下有关改革的讨论，我看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对实际不会有大的影响。我们需要下功夫钻研各行各业的世界语，各类企业的世界语，每个经营管理方面的世界语。跟世界语接轨，实现全球化经营，是最大的转型。这种转型一直在做着。
对一些无谓的讨论，邓小平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当年搞股份制公司，就存在很大的争议，舆论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定按劳分配，要按资分配了。邓小平则说，这些事留给后人去讨论吧，我们强调发展就行了，发展还是硬道理。小平同志的话，让我想起了一句农民的老话：“听拉拉牯叫还不种地了！”这个话，跟学者们喜欢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农民的话则更深刻，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种肯定性的判断：要种地。我们现在跟农民学习，发展还是硬道理。多讲怎么发展，对中国更重要。
全球化已经把世界经济给夷平了，我们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调整心态，加入这个平的世界。
主持人田瑛：有网友问，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说，日前在媒体发表文章称中国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不吃亏，引发争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
王育琨：我看到了这个新闻，也看到了好多网友对周其仁的批评。在这个时候我倒认为周其仁说的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普遍的用一种IT的思维来框定所有的产业，包括传统产业。实际上周其仁这个话我前后看他的文章的意思，他就是在强调我们的服装产业，做衬衫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优势产品、优势行业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的荒废，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错误。错误就在于不是周其仁本意的，周其仁并没有说要坚持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做法，而是说在传统的优势产业上要保持，当然新的创新行业也不会放过。这个问题要害就是你要不要以一种IT的思维来衡量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行业，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大的经济实力角度来看，不管美国还是欧洲大陆经济的发展，没有制造业、没有重化工业做基础是不行的，美国、欧洲都是因为这个阶段已经过了，所以人家现在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美国经济视点跟欧洲大陆的经济视点看我们发展中的中国的现实阶段，所以周其仁的这个观点大家在批判他的时候最好是把他的原文都读完，读完你就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现在我说IT思维就是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大陆经济的成长，美国大陆经济、欧洲大陆经济到底怎么成长的，绕不过这个阶段。
主持人田瑛：好多人有思维说中国应该不再发展重化工了，要绕过去。
王育琨：应该是一个必经的阶段，那些专家说是吴敬琏说的，实际上也不尽然，不是说马上停了不要发展，而是说要比较优势，看环境，这有什么错，这是作为必经阶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主持人田瑛：有网友问，请问王先生你认为中国的楼市真正的危机在哪里？难道不是楼市价格的高低或者是楼市价格的风险机制吗？
王育琨：这个问题提的很专业，已经提出了楼市价格的高低与楼市价格风险机制的问题，我比较认同这个提法。但是中国楼市的危机确实应该调换一个角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是感觉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楼市，中国现在的住房就不用说其他的，中国城市住房像全国已经到了25平方米了，上海人也到了24平方米，现在一般的香港居民居住水平也就是17平方米，东京普通的居民住房我都去看了，也都是一家子很低矮的空间设计，也就是五六十平方米的规模。所以中国从现在一系列综合机制的作用，使得中国住房的需求，我有一个观点，超越了我们国内所需要的程度，就是从一般的面积标准上来看。当然我们中国住房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需求没有统一的规划，形成了一种耗能型的住房结构的建设，楼是越建越高，房间也是越建越大，实际上这是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阶段所承受不了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当然还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毕竟我们国家是一种在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新的城市人是不断的挤进来。就我的判断，应该不管是新进来的还是已经有的，这种住房需求的盲目膨胀是应该需要克制一下的。像韩国的首都首尔，它的住房就规定一家只能有一套房，钱再多不能再买第二套房，就这么一种政策。
实际上我们住房还有什么问题？像现在烟酒价格，超过成本很多倍。但是没有抽烟、喝酒的人对这个进行议论，但是抽烟、喝酒实际上在为国家做税收的贡献。我们的住房那块，如果低收入这块的住房国家采取一定的手段、措施进行保障、满足，像在美国都有这种政策，都是政府对低收入住户，很低很低的租金租给你，但是一旦你的收入到了一定程度，你必须离开这个房子，你必须自己去解决。我们对高收入者放开住房市场进行高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税收的显现，只不过我们在价格分享机制里面没有反映出税收部分来收归国家，但是住房问题一定是要区分开两块市场，才好来谈是不是有什么危机的问题。
就是一块保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须消费品刚性需求的一块，另外一块是现在特别有钱，想为国家多做贡献，这当然也不受限制，但是一定要高价格。
主持人田瑛：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与王老师的访谈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
王育琨：谢谢网友，谢谢主持人！ (责任编辑：田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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