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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中国，民众的网络正在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发起挑战，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1996 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在中国广为畅销； 1999 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民众群情激愤，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2003 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对日抗议浪潮。可以说，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

　　目前，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党派宣传”，是人为构建的。但仅仅关注“官方”的民族主义的这种传统观点，不能够解释中国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所发挥的独立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种真正的、从下至上的、广泛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使执政党不得不去关注它。简而言之，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是“党派宣传”的观点，如今已经不能反映出民众热情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那么，这些民众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

　　“5000 年”:“文明”的重担

　　对于中国悠久的“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感是理解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关键。事实上，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复兴。与此对照的是，仅仅在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曾经发起过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如今却变成了儒学研究的积极推动者。

　　从民族主义的通俗文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出对中国“文明”的自豪，血脉和文化常常融合在关于中国“文明”的话语中。然而，这个“5000 年”却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突出中国对一个“充满威胁”的美国（而不是对俄罗斯）的优势。例如，一本杂志出版了一期“中美较量”特刊，其封底上以“中国拥有5000 年的文明历史而美国却只有200年的历史”这样的对比开头，并用戏谑性的文字称，“面对一个古老的东方巨人，美国至多算是一个小孩”。

　　另外，“5000 年”对于“富国强兵”之梦也尤为重要，而这个梦想自晚清的改革者提出后，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激励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作家金辉写道：“在一百多年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梦想着，虽然我们现在落后，但因为我们曾经强大，我们一定能够变得再次强大。”这种“对过去辉煌的无限推崇”是和“在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的过分自信紧密相连的。这位作家警告说，这种“幻觉”比精神鸦片更糟糕。

　　“100 年” ：一个“屈辱的世纪”

　　关于“百年屈辱”的叙述，确定了今天中国人和西方打交道的框架。这个时期始于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英国得到香港。这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之间的主要战争。今天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痛切地知道清政府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中国被迫单方面做出让步，比如赔款、割让领土以及外国人在条约港口定居等，这些让步至今仍被看成是丧权辱国的表现，这个时期的其他象征还在使今天的民族主义者产生共鸣。1860年被欧洲人劫掠和焚毁的圆明园的废墟，是中国曾被“蹂躏”的提醒物。林则徐，一位在禁烟和对抗英国侵略过程中的著名中国斗士，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勇气和美德的象征。

　　“百年屈辱”既不是一段潜移默化影响现在的客观过去，也不纯粹是现今民族主义鼓吹者的发明。正相反，这个“世纪”是一段不断被修正的关于民族过去的叙事，而这段民族过去对于理解今天饱受争议又不断变化的“中国人”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况且，这个“世纪”还是一段饱经创伤、非常重要的过去，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个“中央帝国”不仅在军事上被打败了，而且它还遭遇了另外一种声称能够普救众生的文明的挑战。 “西洋鬼子”有他们自己的文明，这种文明挑战了儒家文明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中国人在东西方的对抗中受到了伤害，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看法。

　　　今天，中国人试图就这段痛苦而难忘的时期达成一致的看法，这种努力在对这个“世纪”一种新的叙述中体现。在毛泽东时期，中国“解放”前的苦难被归咎于清朝的封建主义和西方的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帝的群众运动被说成是抛开身上的锁链和驱逐外国侵略者。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除了毛泽东式的“胜利论”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广为流传的“受害论”。这种叙述指责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应对中国的苦难负责。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胜利者中国”和“受害者中国”的叙事都同时存在着。

　　“10 年”：怀念毛泽东时代，向往红卫兵“风格”

　　今天30 多岁年轻的“第四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在“文革”之后、改革之中的相对繁荣的中国长大的。但是“十年动乱”仍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消失的烙印。“第四代”似乎发现这种描述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苦难的“受害式叙事”很有吸引力，因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第一代革命者经受了20 世纪30、40 年代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第二代也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磨难；第三代经历了知青下乡和“文革”；相比之下，第四代共和国的年轻人，是在中国改革后物质相对繁荣的80年代和90 年代长大的。在1997 年出版的精神自传体小说《第四代人的精神》中和《中国可以说不》中表现出对第三代的向往：他们“为他们经历的苦难感到自豪”，他们可以在北京的文革餐厅，怀旧地吃着烤玉米饼，追忆往日的峥嵘岁月。接下来作者们就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难道是无足轻重的一代吗？”在名为《我们还要沉寂多久》的一章中，他们哀叹道：“三十而立的我们依然无影无声 似乎我们将要在沉寂中消亡。”这一代当中的许多人似乎都有强烈留下自己印记的愿望，他们就选择了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这个愿望。

　　尽管他们批判“十年动乱”，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既怀念毛泽东时代，同时也向往红卫兵的风格。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兴起的“毛泽东热”，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毛泽东强硬和无所畏惧形象的深切怀念。有些年轻民族主义者非常向往毛泽东时代的强硬讲话以及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

　　人民的情感和民族的命运

　　事实上，上文所述的“5000 年”、“100 年”和“10 年”，都不能预先决定现今的民族主义政治，并且它们也不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手中能够随意使用的工具。正相反，因为关于这些民族过去的叙述给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注入了同一性、内涵和目标，当它们能够并且确实在改变的时候，它们只能在一种争论的过程中慢慢地改变。最终，这些叙事既制约也受制于现在的民族主义实践。过去和现在是相互依赖的，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主宰另一个。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必须要把目光从党派宣传转向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现实情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人民革命，所以党和国家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在随后的时期，当下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更多提到的是 “祖国”和“中华民族”。因为这种人民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国家民族主义相同的，西方的分析人士因此常常把时下的民族主义者看做是被利用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今天的中国，民众的网络正在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发起挑战，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总之，民众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被忽视的因素。约翰·基弗（John Keefe）在2001 年4 月侦察机撞机事件发生时,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普理赫的特别助理，他后来提到，在北京的谈判中，美国外交家们看到了“一个对中国民意异常敏感的政府。”这样的敏感性只可能会继续增加。西方的决策者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新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么他们自身就会很危险了。

　　作者：彼得·海斯·格里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中美安全对话项目负责人）

　　译者：郎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原题为《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本刊有大幅删节。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