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城镇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335元,扣除物价指数,企业普通工人工资12年基本没涨。”民建天津市和平区主委欧成中委员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奇迹般地保持着年均9.4%左右的增幅,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保持着平均20%左右的增幅,但城镇工人,特别是非国有企业、从事竞争性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工资却几乎纹丝未动。 ”
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广泛关注。欧成中委员说,要改变这一局面,政府拟应从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把劳动者报酬列入政府政绩考核目标。政府应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在效益增长的同时,相应提高工人工资;引导企业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附加值,而不是依靠拼工时、拼资源、拼产量增加财富;引导企业向质量、管理要效益,而不是靠低工资、低福利维持粗放型生产经营。
二是不断提高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各省、市、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如北京市公布2004年企业职工月均工资2362元,当年最低月工资标准只有580元。政府应参照当地职工月均工资,逐年提升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以不低于当地企业职工月均工资的60%为宜。有条件的地方应将最低工资标准细分到行业、产业,对拒不执行的企业要有处罚办法。
三是依靠工会组织为职工说话。
四是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通过职业培训、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程莉莉 王金海)
王二江代表
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工人的收入水平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得太大,这不是好事。
比如,我所在的厂子原来有职工1000多人,现在只有300多人,在岗的这300多人工资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但他们是300多人干原来1000多人干的活,收入当然要提高;问题是被分流出去、下岗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收入从绝对数上来说,不见得比以前在岗时低,但相对来说,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降低了。
纪明波委员
相当一部分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改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导致低收入者数量继续扩大,收入分配的“金字塔”结构进一步强化。
必须健全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职工工资收入要同企业效益同步增长。
贾军委员
要逐步解决国有企业管理层与职工之间、企业在职管理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之间收入相差过于悬殊的问题。
肖作福委员
辽宁国企改革分流职工平均安置费是8000元,低保标准人均每月150元,这样的标准能否维持生活?
吴耀文委员
一些国企改制后的职工身份问题有待解决。目前,不少企业实行“一企两制”的用人制度。一些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职工同工不同酬,国家应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顾心怿委员
广大企业职工对“职代会”成了“干代会”、工资收入与拿年薪的企业领导相比太低、科研论文稿酬过低等问题反映强烈,希望引起重视。
徐麟祥委员
现在收入差距很大,垄断行业的收入很高。建议对国企领导实施最高工资标准。
胡德树委员
一些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国企效益提高,是能源紧缺带来的商机,并不能真实反映出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提高。(尹雪梅 王金海 程莉莉 李国)
“退休金双轨制”成焦点
在本次两会上,“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过低”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代表委员的关注。
问题的焦点是导致了企业与事业、机关单位差距过大的“退休金双轨制”。目前,各地企业退休职工普遍反映退休养老金过低,大致只有公务员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种差距,被代表委员认为是一种“分配有失公正、公平、正义的突出表现”。
李永海委员提供的两组数据反映了这种差距:2004年,全国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人均为7831元,而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金为14644元,机关单位的职工退休金为15932元;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6.31%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
目前,全国共有4465万名企业退休职工。
黄景钧委员举了中部的安徽省的例子。安徽省共有企业退休人员106万人,人均月养老金为569元,在全国排行21位。“他们迫切要求将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金提高到公务员的70%左右,以求心理平衡、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
导致企业职工退休金和待遇偏低的主要原因被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在职时工资低,致使退休金也低;所在企业效益差,各种补贴不能到位;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增长幅度不同步;基本养老金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不足。
代表委员们认为,国家对上世纪50、60、70年代参加工作的退休职工是欠了账的,主要是低工资和没有社会保障积累。他们说:“这些退休职工是企业改革的主要承担者,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应从各个方面关心他们,使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安度幸福的晚年。”
对此,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有: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尽早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妥善处理退休金双轨制导致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实现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由中央财政建立企业退休职工补偿基金-----这是对退休老职工当年劳动报酬的延长支付和对无社会保障积累的事后偿还。(王金海 程莉莉)
关注中年工人的思想情绪
“40~55岁年龄段的基本工人群体,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多,生存基础薄弱,成了较为脆弱的群体。必须看到,欠发达地区的中年工人无论是在岗还是离岗,家庭生活负担都比较重。原有的生活环境受到冲击,思想观念适应不了社会变化,对发展前景产生了疑问,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思想情绪。”民革黑龙江省副主委姚建亭委员说。
他说,目前城市中的中年工人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想法。一是部分职工失望情绪增多。从事熟练工种又无专业特长的部分中年职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的想提前退休,可政策不允许;想留在企业工作,又缺乏竞争岗位的优势;想重新创业,经济实力又不足;想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自身技能又不高,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部分职工产生了失落情绪。50岁以上的职工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留恋国有企业的情结浓厚。三是部分下岗人员抱怨情绪增加。实施下岗与失业并轨政策,使企业彻底摆脱了冗员的负担,也使下岗人员得到了安置费,偿还了拖欠的工资、医疗费及相关的费用。钱拿到手了,可心理负担重了。四是相当一部分职工对优先出售企业优良资产不理解。五是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不满意。六是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继续深化的认识不足,认为“上世纪90年代企业虽然陷入亏损,但通过努力现在兴旺了,为什么还要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
“在充分肯定改革的同时,要正视工人的思想情绪,深入思考其产生的原因,提升深化国企改革的动力。”姚建亭说,要重视工人的精神需求,使他们切实享受到改革成果,有成就感和自豪感,从心里拥护改革,愿意参与改革,以增强改革的动力。 (程莉莉 尹雪梅)
厉有为委员:国企改革改制应走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路子
曾在去年两会上作了题为《这种国企改革应慎之又慎》发言的厉有为委员,今年又作了《国企改革改制应走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路子》的发言。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流动问题。
“企业领导层是企业职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领导层根据所承担的责任,多持一些股权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只由他们少数人持股,把广大职工排斥在外。”
厉有为建议,对国有大型企业应走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路子,条件成熟的可以实行公众式的股份公司,使财产占有在更大的范围内社会化,而经营好的企业管理层可以奖励股权或持有股权期权,这样就足够了。他还建议,对国资委的两个允许国企管理层买断股权或持有股权的文件进行重新检讨和修订。
与他提出同样建议的还有胡葆琳委员。胡葆琳说,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成立国资委的举措是成功的,但由于定位不够清晰,没有相关的法律出台,制约了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和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国资委要有明确定位、定性,要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国资委的功能。(王金海 李国 尹雪梅) (责任编辑:毕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