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处理不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压力将有可能转化为金融安全压力，在对若干金融业内人士进行采访后，《瞭望新闻周刊》得出上述结论。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从2007年1月1日起，外资银行将获得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也就是说，还剩下不到8个月的时间，孱弱的国内银行业，将与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真刀真枪的竞争。

　　形势紧迫，银行业必须加快开放进程。与此同时，金融安全问题亦浮出水面。

　　《瞭望新闻周刊》就此进行的采访显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进入中国市场。尽管目前中国金融总体上基本安全，但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态势却值得高度重视：外资机构虽然市场份额比例不大，但战略意图已发生明显变化，正从“进入和参与”转向“抢占业务制高点”，并积极“谋求控制权”；我国金融改革总体上进展缓慢，中资金融机构还明显缺乏竞争力；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要求；我国银行业急于引进外资引发了一些新情况；金融信息掌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较早从事金融安全研究的国际金融专家、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王元龙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加入WTO，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金融业将是净收益。但从短期甚至中期看，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因此，剩下的8个月时间如何在金融安全上兴利除弊、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遭遇安全“暗礁”

　　在王元龙看来，所谓金融安全，是指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以及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态势。

　　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业，现状不容乐观。

　　首先是惶恐心理和对保护的依赖思想仍在金融业内滋生蔓延。目前国内金融业内人士的心态令人担忧。进入WTO后过渡期以来，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先进经营理念、技术和灵活的管理体制，业内不少人士仍在强调“体制束缚、改革缓慢、人才流失”，仍在强调“难以与外资金融机构抗衡”，认为“国内金融业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甚至抱怨对外资机构开放步伐太快了；不是加快变革和进行切实的研究，而是惶恐担忧和对所谓“保护”的依赖。其次，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意图缺乏清醒认识。多种迹象显示，我国金融业在引资过程中出现许多与引资初衷相悖的情况。一方面，各银行为达到监管要求纷纷引进外资，不但价格等条件不利，而且缺乏深入的市场研究和统一规划；另一方面，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后，并不关注经营机制的改善，而是更看重控股权和对高端业务的控制，对中方希望得到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第三，中资金融机构竞争力提高缓慢。面对外资金融机构越来越强的扩张和攻势，中资金融机构缺乏紧迫感，而且在传统管理体制束缚下，明显缺乏竞争力。突出表现在：“官本位”现象仍然严重，银行经营理念陈旧，基层行缺乏活力，中外资银行税负不平等，客观上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此外，分业监管不协调对金融安全影响不小。首先，分业监管协调不力导致监管存在明显漏洞。例如，一些外资金融集团已分别合法进入我国的几乎所有金融领域。国内出现的一些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由于缺乏对集团整体的监管，导致跨行业风险传递监管不力。周正毅案件、德隆系案件教训深刻。而在业内权威人士看来，“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引起高度关注，如果解决不好，将给过渡期结束后的国家金融安全留下严重隐患。”

　　激辩外资参股

　　现实压力引发了金融业官产学的广泛争议。其中焦点之一，便是2005年交行和建行上市后，公众对于外资大量入股国有商业银行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的担忧。

　　3月初，争论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代表委员们的“两会”讨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历经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实践，他借《瞭望新闻周刊》提醒说，特别要注意目前的金融安全，“国家银行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自身竞争力。股改资本金应该主要依靠国内投资，引进外资要适当，不要指望外国银行帮助我们。”针对此问题，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说，“建行上市需要投资者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按照当时筹资规模，购买1个百分点股权就需要大约90亿元人民币，大部分国内企业买少了没有意义，多买了资金达不到。而且，国内投资者至多只能是财务投资者，难以提供建行最需要的先进的银行管理技术。至于为什么海外上市，也是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持续低迷、规模小，难以容纳建行这样巨大的IPO。”“外资对上市银行参股踊跃，当然是因为其中的巨大利润”，渤海银行董事会主席羊子林指出，“通过上市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思路是对的，但我认为目前改革的成本比较大。”这位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介绍，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是几代人的积累。同时，国家花了大成本消化这些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平均不良率去年底已经降到5%，银行的资产已经很优质了。不能让中国国民分享其经营和上市成果，令人遗憾。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反对把单个银行的股权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联系到一起。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作为微观层面的股权问题（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不应该简单与金融安全挂钩。”在他看来，“金融安全关键是要有健全的监管体系和资本项下稳健有序的推进。当前社会上把什么问题都往金融安全这个‘筐’里装，是一种不理性、情绪化的反应。”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中肯地指出，“不能说国内银行引进外资股东就丧失了主动权，其进来某种程度上对体制创新有促进作用，但要研究成功率有多大，成功的经验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在他看来，国家必须控制一两家大银行，比如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这一思路，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即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中，要“坚持国家绝对控股”。央行力保金融稳定

　　对于目前金融体系“暗礁”林立的现实，以及社会上激烈的争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主管部门的央行一直有着清醒认识。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除“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外，“维护金融稳定”是央行的一大主要职能。针对这一职能，央行首先在机构上设立了金融稳定局，并在分行及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设立了金融稳定处，“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成为金融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11月7日，央行发布了中国首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历史形成的风险已经得到有效处置，金融稳定机制正在形成与完善。”这个结论与王元龙独立研究得出的结果大致相同。王元龙指出，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其中包括反映内在因素的国家的经济实力与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反映外在因素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国际游资的冲击。按照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总体评价是，“金融基本安全，有轻度风险。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波动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这样的结果，在王元龙看来，更多是喜忧参半，“这说明，我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在增强金融安全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但这个成绩如果不能继续努力，也将是非常脆弱的。”

　　唐旭也深感这个问题的压力，他介绍了央行近年来在金融安全问题上的工作和思路，“金融安全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上，而应该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一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与否、完善与否，对金融安全更为重要。”目前，央行更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以便使金融体系的运行更有效率、更稳健、更平稳。“重点是把登记、托管、交易、支付清算体系建好，完善征信系统和反洗钱系统，通过金融基础建设为我国金融系统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他说。防微杜渐着眼机制

　　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安全问题？

　　关注金融改革的代表委员指出，首先要加快中资银行体制创新和机制转换，积极稳妥推进中资银行改革。改革要在所有制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上下功夫，国家花了钱，就一定要“买”到机制。

　　其次，严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政策底线，准确把握对外开放尺度和节奏。底线就是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为20％、多家外资股东持股合计比例上限为25％。要明确任何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不得超过两家。

　　其三，加大金融监管力量协调与整合力度，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实施的多头分业监管模式，是现阶段金融业出现矛盾和问题的焦点，国家应当尽快建立中央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再者，统筹金融信息安全体系基础建设，构筑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坚固防线。鉴于我国目前在金融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漏洞不少，国家应加强对金融信息安全体系基础建设的统一管理，尽快消除“各家信息不共享，全国信息无人晓”的局面。最后，营造中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倾力培养本国金融集团。目前，应及时清理和统一不同部门出台的各种税收和外汇管理政策，尽快消除外资金融机构在营业税、所得税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同时，大力支持本国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发展。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