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学校体制 加强教育监管

　　教育乱收费是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未来教育支出的担心，甚至抑制了居民的当期消费。因而，遏制教育乱收费，不仅有助于整饬财政纪律，亦有助于缓解民众心理负担，具有社会意义。

　　然而，在各级政府那里，治理教育乱收费，几乎年年讲，月月讲，却始终挥之不去。原因何在？在日前举行的教育部2006年第5次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官员给出了一个大体令人信服的答案。

　　根据这位官员的分析，教育乱收费分为“生存型”、“发展型”、“趋利型”、“转价型”四种类型。从乱收费的主体来看，60%的违规收费乃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只有40%是学校主动乱收费。从最近与国家发改委公开叫板的南京审计学院事件也可看出，即使是学校的乱收费行为，通常也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因而，大体上可以说，教育乱收费，源自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是它自己向学校乱摊牌，或者是与学校“共谋”。然则，这些地方政府为什么做了“坏人”？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向学校乱摊牌，仅就其未尽到遏制乱收费之责这一点来看，地方政府自有其逻辑。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其基本趋势是减少政府投入。而作为某种交换条件，地方政府则赋予了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向患者、向学生收取费用的特许权。事实上，地方政府有时为了回避自己的财政责任，倾向于对学校、医院提出的收费申请照单批准。因为，否则的话，学校和医院就有理由要求政府财政承担投入责任，而一些地方政府显然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和财政意愿。

　　当然，即使政府允许学校向患者、学生收取费用，本也可以予以严格监管，使收费不至于蜕化为乱收费。问题在于，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立医院、学校的监管存在某种制度性失灵。负有监管之责的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医院、学校存在重大利益关联。比如，学校的人事本来就是由教育管理部门决定，这些部门也负责经费分配；而且，很多收费是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分成的。凡此种种，使教育行政部门缺乏必要的超然地位。结果，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角色模糊，双方更多是组成一种“共谋”关系。

　　因而，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方面，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力度，不给学校以乱收费的任何借口。当然，这立刻涉及到两大问题：第一，重新考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财税关系的问题，因为，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主要是地方政府，而该级政府的财力增长能否满足其投入需求，带有不确定性。第二，强化县市级政府的财政民主。目前的状况是，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钱，也不是投入教育。因为，要想使民众的福利能够真正进入财政决策者的视野，就需要相关决策者不再以政绩工程为其工作的单一导向。

　　另一方面，假如财政没有能力全面实现义务阶段的无收费教育，学校不得不收取某些费用，则必须重新构造学校监管体系，强化对学校财务的监督。或许可以考虑从微观层面上进行改革，使学校具有自我约束能力。

　　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之所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原因在于，学校管理层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学校事务高度行政化。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也将此视为天经地义。然而，公立学校并不必然要由某个政府来直接经营管理。公立学校的经费最终来自纳税人，因而，毋宁说是公众所立的学校。对于此类学校，社区居民及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参与管理、监督，乃是其天然的权利。

　　据此，可以考虑，在各公立学校成立理事会，对学校的重大事务、当然也包括重大财务问题进行决策，并监督其执行情况。理事会应包括律师、退休官员、教育工作者、社区居民代表、家长代表等，外部理事应当占到2/3以上。由这个理事会对学校管理层提出的每一收费项目进行审议，并将其使用情况及时向家长和社区居民公布。

　　这种制度将从根本上打破学校的内部人控制，遏制学校乱收费的冲动，增加学校财务的透明度。当然，这个理事会还可以做更多事情，让学校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角色定位变得更加清晰，即被监管者与监管者的关系。这一点，对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