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交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教授

　　●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实行绩效与财政预算拨款挂钩，可以大大激励各部门多干实事，提高政绩

　　●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应自觉从我做起，从珍惜点滴资源做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争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

　　话题背景：截至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为654万，事业单位编制人数为2903万。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了一组调研数据：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行政成本有狭义广义之分

　　笔者：我国行政成本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胡伟：行政成本是指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从狭义的角度看，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需要消耗资源，比如建筑物、办公设施、人员工资等，这一部分行政成本本身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却是必需的。从广义的角度看，政府行政成本还包括政府行政决策所付出的代价，这部分代价是不是值得，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如果决策失误，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支出。

　　笔者：我国行政成本的实际情况怎样？是否真的过高了？

　　胡伟：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外相比，不能算高。但是，我们每年的公款消费（主要是吃喝）支出相当惊人。一些县乡政府年年财政赤字，七成财政资金使用与吃喝有关。不少考察、巡视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不少活动并不是必需的，也谈不上有什么效益。有一次，我随一个访问团到加拿大某市考察，来迎接我们的当地高官竟然都是自己驾车来的，这让我震惊，因为公车支出在我国也是不小的开销。

　　有些地方官员人数过多的问题尚未解决。领导职数一多，享受各项待遇和福利的人就多，政府支出也就加大了。在纵向上，我们有省、市、县、乡不同层次的机构；在横向上，我们有的同一职能多个部门在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机构过多、领导过多的局面，由此带来的行政成本必定居高不下。

　　行政效益应和成本成正比

　　笔者：对于“我国现在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这一说法，您怎样看待？

　　胡伟：如果算上决策失误导致的资金浪费，以及腐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流失，差距恐怕还要大。现在存在不少“三拍”工程（即拍脑袋想出、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这些项目往往缺乏事先的科学评估，结果都是匆匆收场，给国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没获得收益是对成本的浪费，收益与成本不一致同样也是一种浪费。比如大学城的建设，就存在一定的争议。是不是有必要建设这么多的大学城？如果把这些花在大学建筑上的钱用到科学研究、引进人才和购买图书上，会不会更有价值？腐败问题似乎与行政成本无关，但我认为它应该也属于一种隐性的成本。这本应当是属于社会的总财富。

　　当然，仅仅关注这一数字并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看我们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后所得到的效益如何。如果我们用高出别人一倍的行政成本获得2倍甚至3倍的效益，那也值！但事实表明，我们有很多的行政支出没有用在刀刃上，因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益。一些地方的群众反映，许多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1?3，其余时间都被用于领导或司机的私事上。显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支出并不能算作政府正常行政活动开支，自然也没有效益可言。

　　建议引进绩效管理机制

　　笔者：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胡伟：首先，政府还应坚持精简机构和人员。怎样“精简”？政府应大力控制行政机关的规模和编制。对行政机关规模的控制，关键在于科学划分和确定行政机关职能，重点解决好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副职和虚职，改变“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

　　其次，我们也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政府学习，引进绩效管理的理念，即通过财政预算来控制地方政府绩效。在西方，许多国家都将绩效管理和预算拨款相结合，对绩效好的部门予以奖励，对于没有完成指标的部门，则在立法机关中削减甚至撤消其第二年的预算开支。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实行绩效与财政预算拨款挂钩，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也可以大大激励各部门多干实事，提高政绩。

　　再次，建立“廉洁政府”，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应该自觉从我做起，从珍惜点滴资源做起，该节约的就要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争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可以简化一些行政审批手续，每年因为行政审批而打印、复印资料的钱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行政成本。

　　最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样很重要。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也能节约财政开支。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着行政管理的成败，决定着行政成本的降低或是增加。所以，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尤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有多少决策者承担了相应责任？建立可行的决策责任制度，也是我们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中国消费网 编辑：李旭波）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