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e)

　　2006年4月11日 星期二

　　几十年前，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英国思想家和社会企业家）创造了“年代主义”(chronologism)一词，来描述社会上按生理年龄划分人群的倾向。他撰文探讨了“年龄官僚主义化”(bureaucratisation of age)，这种趋势忽略能力和选择权，造成一种纯粹由时钟驱动的线性过程。

　　在此，我想从不同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即以一个总部位于伦敦、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约10万雇员的企业的经营者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年龄歧视？我们为何认为退休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德国的俾斯麦(Bismarck)于1889年首次提出、英国的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继而在1908年提出，人们应该在特定的年龄停止工作、领取数额不大但可保障生活的养老金，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体面和人性化的精神。但是，工作的世界已经改变。医学科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经济的特性也变了。如今，欧洲经济70%以上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私营和公共服务机构中，很多工作都要基于从实践中获取的知识。我们怎么能对一个刚到60岁或65岁的人说：“你太老了，不能再做贡献了”？

　　在美国，人们过了60岁通常还会继续工作，在退休年龄上并无正式规定。就在两个月前，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80岁高龄退休。即使这样，他似乎也没有“领会”退休的概念。

　　在工程学之类的关键学科领域，英国石油(BP)的员工有相当大一部分年龄超过45岁，甚至超过50岁。在我们的勘探及开采业务中，50%的员工在45岁以上。在英国，现在选修A-级数学课程的人越来越少，而注册工程师人数在过去10年内已经下降逾8%。

　　这些是我们需要反思僵硬退休年龄的现实和经济原因。不过，还有另一个理由：即文明社会需要克服偏见。虽不彻底，但我们已经渐渐放弃了单纯依据性别、宗教和肤色来评判人的做法。与其它许多类型的偏见一样，年龄方面的成见根深蒂固。而文化又加深了这种成见——在这种文化中，“年轻”是活力与未来的代名词，“年老”则意味着过去、缓慢及落魄。

　　当然，有些人希望能早点退休，只要有可能，他们应该享受这种选择权。但许多人并非如此盘算。您不会感到惊讶的是，两年后，当我在60岁从英国石油退休时，我不打算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余生，而将继续积极地投身商业生活。

　　个人做出的选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实际情况的整体经济性。正如负责英国养老金改革工作的特纳委员会(Turner Commission)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在较低的退休收入、较高的储蓄率或工作更长时间之间作出根本选择。多数国家都面临这种选择。在英国，从4月6日开始，那些有幸参加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人士，将首次能按自己选择的频率和时间，从累积的养老金账户中支取资金。此外，一部禁止年龄歧视的法律也将在今年10月份生效。这部法律不仅禁止年龄歧视，还规定，除非存在真正客观的理由，否则退休年龄不得低于65岁。同时，该法律还规定，若雇员提出在上述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的要求，雇主有责任予以考虑。

　　单凭企业无法改变社会态度，但我们可以展示，哪些事情可以做到。关键在于灵活性。人们应该有机会选择继续工作，或者全职，或者在可行的情况下做兼职，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也领取薪金收入。他们应该能够逐步退出工作，或者变换他们的职责，譬如，由管理人员改为顾问。

　　迈克尔·杨也许会对我们取得的进步表示欢迎。但他可能迫不及待地期望更多进步，因为他相信，在真正的文明社会，人们能够不受出身、肤色或年龄的限制，拥有真正的选择权。

　　布朗勋爵是英国石油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本文摘自他4月6日在伦敦杨氏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所做的题为“超越退休”(Beyond Retirement)的演讲，文字有所删节。

　　译者/徐柳 刘彦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