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前的“在野央行主席”J·P·摩根开始，到今年5月31日获财长提名的亨利·鲍尔森，一代又一代的华尔街精英在绵绵不绝地演绎着“金融＋政治”的权力传奇，在如今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个“伟大的博弈”将续写还是已近尾声？

　　“2006高盛毕业生峰会”

　　乔治·W·布什的第二任期将半，在双重赤字和汇率问题的黯淡寒云下，美国高层经济班底又开始款款洗牌。

　　年初送走了四朝老臣格林斯潘，这位轻拢暗抹利率琴弦、引领美国经济优雅地舞蹈了18年的老绅士，被一位从没有在资本市场工作过的普林斯顿学者———以痛恨通货膨胀著称的伯南克代替。像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平衡，5月31日，60岁的华尔街老王子、高盛集团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被总统提名，接替斯诺成为美国新财政部长。

　　这是10年来第二位出身高盛(Goldman　Sachs)的投资银行家出掌财政部，上一位正是克林顿时代备受瞩目的罗伯特·鲁宾。目前还有两位高盛前任总裁在美国政界担任要职：斯蒂芬·弗里德曼———布什总统的前任经济政策顾问、现任外国事务智囊团主席；乔恩·科赛因———新泽西州州长。另外，就在鲍尔森被提名前不久，白宫任命了来自高盛欧洲区的乔舒亚·博尔顿为办公厅主任。

　　高盛巨头政界再聚首，被戏称为“高盛毕业生峰会”。华尔街夺回了在布什任期内短暂失守的阵地，方方面面自然都对鲍尔森颇有期许。有人推测他会秉承前辈鲁宾的强势美元倾向，加强财政部的独立性；有人希望他控制政府开支，削减赤字；还有人指望他发挥对华联系的优势，在争取人民币升值上有所作为。

　　实话实说，美国政府面对的基本形势(经常项目、政府开支的高赤字和美元疲软)，以及政策倾向(减税、严格控制通胀)，未必能给鲍尔森留下多少制定金融、外汇政策的空间，布什挑他当财长，更多还是倚重他在金融界的经验、背景和声望，给现行政策当个优秀推销员。

　　过去40年中，华尔街为财政部送去了6位财长，在职时间总共加起来超过20年。其中不乏浓墨重彩留下印记的人物，比如里根时代的里甘(Regan)、克林顿时代的鲁宾，都可以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经济政策的象征。

　　所谓金融精英神奇的影响力，一向是“美国传说”中一个古老而众说纷纭的部分。然而，如果耐心审视眩目的“高盛超级毕业生”们背后，审视百年来华尔街的权力杠杆戏剧性的摆动，相形之下，他们似乎更像一个明亮而不安的尾声。

　　把黄金铺上山顶的人们

　　金融史专家、《华尔街史》的作者查尔斯·基斯特曾说过：“华尔街历史的主题是金融与政府之间的曲折关系。”现在看来，这个主题不仅适用于历史，而且影响着今天；不仅贯穿着华尔街权力的消长兴衰，同时体现在美国政府历次经济政策的转折、体制的创新和人物的命运里。虽说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保留着“大亨勾结政客”的漫画式印象，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合作与博弈中，它们不断成功地改变了对方，这正是美国所以成为现在的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政部和联储分别是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核心执行者，相对来说，后者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但美国直到1913年才有了这个正儿八经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华尔街是美国一切金融力量的枢纽，精确一点儿说，这个枢纽就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身为华尔街最显赫和传奇的人物，J·P·摩根虽然没担任政府公职，但位于华尔街23号的摩根银行，在联储体系成立以前，多次充当了实际上的美国中央银行角色。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各种危机中，比如《谢尔曼白银法》引起的黄金外流、1907年的挤兑恐慌，政府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摩根。据戈登的《伟大的博弈》中记录：有人冲进交易大厅，报告说看到摩根和财政部长一同走下国库台阶，正在泛滥的恐慌情绪立刻奇迹般地抑制住了。他用自己的财力和威望，一次次为解决危机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在事实上调节了货币供给。

　　美国政府对摩根的依赖曾经达到过这样的程度：虽然多次信用恐慌一再敲响警钟———非得有一个作为最终信贷人的中央银行不可，政府还是磨蹭了6年。直到1913年摩根去世，华尔街再没有这样深孚众望一言九鼎的人物，联邦储备银行才被手忙脚乱地建立起来。

　　除了“在野的央行主席”J·P·摩根，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财政部长之一安德鲁·梅隆、早期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也都是华尔街在政界巨大影响力的直接代表。梅隆是著名的《1924年收入法案》奠基人，任期贯穿整个1920年代，其空前的影响力被同时代人戏谑为“三个总统在梅隆手下工作过”；斯特朗曾是信孚银行主席，联储成立初期，由于成员中很少有人懂得金融业务，斯特朗几乎掌控了美联储的全部权力。正是梅隆的减税政策和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互相配合，造就了美国1920年代的空前繁荣。

　　华尔街精英在政界中的权力，来源于金融业里正在生长着的前所未有的力量。迅速便捷的融资喂养了伟大的新产业———汽车和航空；经济在一只戴着高贵白手套的巨手下重新整合，前所未有的庞大托拉斯、辛迪加浮出了水面。J·P·摩根操纵的合众国钢铁公司并购，资本额达到了当年联邦预算支出的将近三倍，接近当时美国制造业总资本的1／6，今天任何激动人心的兼并收购都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在金本位、高关税、产业革命的古典布景下，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各种情节，都能找到华尔街改动剧本的痕迹。从帮助协约国融资到插手苏俄内战，从支持罗斯福总统竞选到为纳粹上台铺路，戴着礼帽打着精致领结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作为美国的代表，出没在各种历史关键时刻。摩根的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被视为美国军事工业之父，在战争中的作用“超过一个协约国军团”；而向欧洲资本输出，影响德国未来政局的“杨格计划”谈判代表名单上，则写满了小摩根、莱曼兄弟这些显赫的姓氏。

　　神话的破灭与权力的偏移

　　然而，像世界上所有的强大势力一样，市场崩溃和大萧条都没能摧毁的华尔街神话，遇到的真正敌人却是来自于内部的停滞与腐烂。随着繁荣消失，大萧条开始，冰山掩盖下的欺诈丑闻不断被揭穿，华尔街精英突然惊觉，他们一直努力渗透和控制的政府要反过来监管他们了。

　　随着《1933年分业法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颁布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成立，高贵的银行家们发现，晚宴餐桌上的小小谈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年代过去了，监管者要求的不是“绅士的正直”，而是繁琐的、一五一十的报表。

　　《分业法案》导致投资银行业务与存贷业务分拆，更是使金融巨无霸们大伤元气，从此之后，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再具有摩根1901年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那种实力。监管、保护小投资者、反垄断，这些新词儿在华尔街不断回响，顶层的投资银行家第一次感到政府的手变得讨厌了，可这还仅仅是开始。

　　从战前到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对经济严格管制的做法使资本市场十分清淡，即使战争刺激生产的几年里，华尔街也并没分享到多少其他行业的繁荣。证监会主席位子上坐着的不再是金融家，而是一位严格而强硬的律师威廉·道格拉斯(此人后来在最高法院当了近30年大法官)。财政部长连续十多年都来自于建筑、农业、法律界，提高税收、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时保持平衡财政、削减国债构成了这个阶段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流，可想而知，这些清汤寡水的健康菜谱，让华尔街倒足了胃口。

　　华尔街的权力式微，虽然有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市场对垄断金融资本深刻的不信任。市场在短期可能是盲目的，但在长期一定是理性的，这是所有投资理论的基石。那些蝌蚪似的、看上去可怜而无足轻重的小投资者和他们的亲友，不仅是构成市场的基础，而且还是投票给政治家的选民，他们的利益终归会被市场和政策表达。这一点，恰恰是华尔街精英无论怎么交游显要，或者变身高官，都没法相提并论的。

　　喧嚣与哗动中，总归有体会风气之先的人觉得浆过的硬领扎脖子了，于是解下领结，脱掉白手套，开始重视高贵的家族们不屑一顾的业务。他们不再花大量精力与政府要人周旋，而是面向普通投资者，将大规模的经纪业务普及开，把经纪人培训统一起来。从1950年代开始，以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为代表，连锁店式的经纪代理方式广泛地建立起来，金融经营方式走向了标准化和现代化。

　　华尔街在不知不觉中变化。

　　这个时代没有贵族

　　平民化消解了华尔街的神秘，但的确扩大了它的影响，从而为它赢得了新的权力。从1960年代开始，市场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迅速扩张，它容纳了柜外交易的挑战、接受了电子化的洗礼、顶住了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华尔街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群落，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权力，却正一天天地慢慢被融解。

　　有人惊呼，最古老和著名的投资银行们正在消失。的确，反观前面提过的1940年来华尔街出身的六位财政部长：1960年代的狄龙是狄龙-瑞德家族之子(Dillon　Read)，1970年代的西蒙供职于威登(Weeden)和所罗门兄弟(Solomn　Brothers)，1980年代的里甘曾任美林总裁，布莱迪出身狄龙-瑞德；1990年代后到如今，则由如日中天的高盛送来了鲁宾和鲍尔森。

　　对投资银行业有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个名单的微妙之处，基本上每个时期出掌财政部的精英，都来自于前一个阶段最成功、最富有朝气的投资银行。然而，今天这个顶级名单已经消失了两个名字———所罗门兄弟1991年在国债丑闻中大伤元气，终于在1990年代末被花旗收购；狄龙-瑞德1998年并入UBS，现在和华宝一起，是瑞银投行业务部的一部分。

　　威胁投资银行的不光是丑闻，还有《分业法案》以来造成的资本问题，分业经营的后果之一是投资银行虽然名声显赫，资本金却难以和商业银行相提并论——2004年高盛的市值只有420亿美元，不过是花旗集团的1／6。当分业法案废除，商业银行开始通过混业经营向全能银行发展的时候，原来的贵族们就被推上了危险的悬崖——并购这个他们玩得最纯熟，曾带来最丰厚利润的武器现在悬在了自己头顶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时移世易，“贵族”还是贵族吗？不，真正的所谓蓝色血液早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悄悄换掉了。高盛的最后上市，意味着华尔街最古老的一个合伙人体制终结了，也意味着今天坐在CEO和董事位置上的投资银行家们，实质上不过是职业经理人和股票持有者。

　　华尔街的金科玉律“Business　is　business”有了新的含义，无论高盛这样的古老投行再怎么推崇企业文化，终究不能要求他们像那些把一生镌刻在招牌上的人们那样忠诚。所以，当“高盛超级毕业生”走向政界谋求更大的人生成就之时，很难说到底是华尔街又把手伸进政府，还是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容易控制华尔街的办法。

　　鲍尔森能做什么？

　　鲍尔森的任命甫一公布，媒体马上翻箱倒柜找出他的各种信息———好在这倒不困难。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华尔街年薪最高的人并且拥有数亿股票，知道他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热爱环保和健怡可乐，尤其高兴地知道他来过中国不下70次，十分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还想知道鲍尔森能更好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挥作用吗？鲍尔森能缓解赤字压力吗？鲍尔森能拯救美元疲软吗？

　　有人从鲍尔森的前任们身上总结出了规律，来自华尔街的财长通常会力挺一个强势美元，来自实业界的则相反。但是也要看到，这些财长还都面临减税和削减赤字的双重压力，从1920年代的梅隆，到里根时代的里甘、克林顿时代的鲁宾，莫不如此。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好不难煞人。

　　梅隆和鲁宾比较幸运，前者有繁荣留下的足够盈余积累去填补赤字，后者在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推动下，顶住压力推行长期平衡财政，也曾成功使财政“扭亏为盈”。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里根时代了，不仅减税的思路相同，布什庞大的反恐计划支出，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星球大战”计划，赤字政策的后遗症，一直影响到1990年代的国债支付危机。不过，“星球大战”好歹拖住了苏联、赢得了冷战；布什的反恐政策，目前除了大把花钱，还很难看出效果。在经常项目与政府开支严重赤字背景下，如果选择强势美元政策，怎样协调金融与实业界的利益、平衡政治目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鲍尔森这位华尔街头号毕业生将是严峻的考验。

　　无论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还是惨淡的中世纪，对华尔街来说都已过去。在这个平民权力的时代里，华尔街的最大成就是：它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来，一起玩这个“伟大的博弈”。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来面目———金融归根到底是一种服务，使这个世界释放出更多效率的服务。对“华尔街超级毕业生”们来说，服务、合作、创造、利用，都是他们的政界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华尔街和权力的博弈仍然在继续，而且因为自己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砝码，从90年代持续到现在仍难以尘埃落定的对冲基金监管问题上，依然可以说明金融—政治联合的力量多么强大。寻找监管的边界、活力与安全的平衡、产业发展与金融利润的结合始终是华尔街永恒的主题，这些主题通过美国经济政策的放大、折射、修正之后，将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