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何娟发自上海

　　《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你在发言中说，耶鲁周边“购房计划”极大推动了当地社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也有这样类似的购房计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似乎并不大。你们是否对购房者有购房补贴？

　　雷文：中国大学大多在大城市，大学不是购房经济体主要人群，而纽黑文市是一个小城市，我们是房市最大买主，我们的购房占全市的15%，对建房周边公共设施等都进行了重建，极大地改造了城市环境。

　　另外，我们的购房价格与市场价格一般都是一样的，只会对低收入者的房屋给予10%~20%的补贴。

　　《第一财经日报》：耶鲁大学一直把基础研究作为学校竞争力的支点，基础研究经费从何而来，如何评估呢？

　　雷文：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而且从未间断。大部分拨款不看科研的商业成果，而是要通过一个评审过程，看科学研究的实际成果。基础研究评估主要以同行评估为主；政府拨款以科学和教学并举为原则。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技政策转变后，大学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科研也就有了更大积极性，基础研究还可通过对应用性研究的支持获得成果转化经费。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雷文：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缩小差距的最快手段是向富裕地区居民增加税收，来补助其他地方，这样做却会减缓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目前的状况与上世纪60年代日本发展相似，日本在创新力上已开始明显不足，且中国学生的教育也面临创新力不足的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你认为其中有何启示？

　　雷文：确实十分像，高储蓄率，就业率不高，使得制造业大肆扩张，工资成本却增长缓慢。

　　但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中国有三个日本所不具备的成功基础：一是基础研究领域世界领先；二是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的教育体系，政府投资巨大；三是高风险企业的融资基础。

　　中国劳动力供给在10年内不会减少，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不缺乏创新力。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