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实施了两年多时间,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对此,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的六点要求中,首要一条就是要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要求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总量问题,一个是结构问题。从总量上看,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29.8%,超出年初计划近12个百分点。尽管目前高速增长的投资本身作为当期需求确实消化了大量的供给,但是同时它正在或即将形成更大的产能释放。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在下一期加剧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大经济波动风险。从结构上看,相当比重的新开工项目在征用土地、环境评估、审核程序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现象,少数地方出现落后项目死灰复燃的情况,某些产能过剩领域投资继续高速增长。
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律,如果前两个季度投资增长速度控制不住,新开工项目大幅度增加,由于投资周期和惯性等因素,下半年的投资一般很难大幅回落。从上半年的数据看,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同比增加1.83万个,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2.2%,其中6月当月新开工项目就达3.14万个。
对一般性投资项目而言,投资周期约为两年左右的时间,对金融贷款和相关投资的后续影响最起码要持续到明后两年,这对当前已经明显趋热的宏观经济来讲,无疑是火上浇油。并且,如果“十一五”开局第一年就控制不住新开工项目和投资增长速度,那么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等目标都将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大量国际热钱充斥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环境又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一旦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投资循环出现停滞,投资增速明显减缓,企业效益下降,外资就会有集中、大规模撤离的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金融贷款会因到期收不回来形成呆账和坏账,届时轻微的经济调整就有可能被强化成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投资高增长的形成并非偶然,城市化和重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投资,汇率制度改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低利率环境,以及过度宽裕的流动性也给投资高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投资增长过快的根源,还是在于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和推动。当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并通过各种城市投资公司直接推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投资高增长中各个产业链条的总牵动和总引擎,由其所创造的巨大的投资需求,直接引导着市场对产业链中上游领域产品进行高速投资。
而且,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性建设投资公司以“经营城市”为己任,以地方财政为支撑,以地方公共资源为依托,不但具有极强的抗市场风险能力,而且具有极强的抗调控能力,一般的常规性市场调控政策对其成效并不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调控政策落实力度,借助于信贷、环境、土地等调控政策所产生的有效合力,严控新开工项目。
控制新开工项目最终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对已出台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上半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投资调控政策,其中,对控制新开工项目最有针对性和力度的是6月13日由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可以说,该意见所提出的六条主要措施,从政策设计上是切中要害、对症下药。由于政策出台时间较短,用6月份的数据衡量其政策效果为时尚早。但可以预见,在调控部门非常重视的情况下,随着信贷、环境、土地等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态势,会在调控政策的合力下逐步回落到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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