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钱少愁人，钱多亦人愁。

　　数年前，令人不安的银行体系一个问题就是缺钱。控制中国金融资源超过七成的四家国有银行平均资本金水平不足5％，这当然难以抵挡不测的金融动荡冲击，更不用说与全球强势银行的竞争了。

　　过去三年，围绕着钱和机制，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改革，虽不激进，也能称得上富有成效。当然最明显的标志是三家银行最终IPO——将一只脚踏进境外资本市场，并获得比较挑剔的境外投资者的青睐。

　　当然，结果是令人满意或者肯定会非常令人满意。合计筹资可能有3000亿人民币，计入银行股东权益名下。

　　钱多了，用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建设银行成功上市之后，第二年一季度，“出人意料”出现信贷暴增，这正值中国政府极力控制信贷规模，以避免严重经济过热之际。如此大规模扩大信贷，则很有可能引发风险，不过何以如此呢？中国银行以及将成功上市的工商银行会不会重走建行之路呢？要知道这两家集资规模更大，“闲余”资金更多。

　　在此，我们无意责备建设银行及其他银行，因为涉及原因复杂。

　　但一方面，我们需要回答，如果银行不放贷，又该如何？管制金融下，银行投资该如何突破？

　　另一方面，上市筹集资金，可解释为战略考虑，补充资本金当解决银行长期发展瓶颈，怎会成为一种短期行为？上市真能解决银行内公司治理这个长期问题？制约机制真的发挥了应有作用？股东的不同利益诉求又该如何协调？

　　我们邀请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博士、巴克莱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黄海洲博士和香港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博士各抒己见，以期有所启发，是为本期“天下论衡”，论坛由李振华主持。

　　（文/李振华）

　　本报记者 李振华 胡敬艳 北京报道

　　1. 信贷暴增的背后

　　主持人：建设银行成功上市后，集资了622亿港元，在第二年初就迅速转化为巨量的贷款，导致建行在一季度贷款暴增2487亿元，大大超出了预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上市后，会不会再次出现更大的信贷暴增？

　　黄海洲：信贷增加过快背后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M2增长较快，而导致M2增长较快的原因是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这又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和人民币汇价被低估密切相关。从贷款角度看，信贷增加过快不仅是建行一家，其它没上市银行新增贷款也比较多。而实际上新增贷款最多甚至还不是几大商业银行。所以说新增贷款增加过快与商业银行上市与否没有太大相关性。

　　宋敏：我想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对贷款的需求持续的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是在这种传统的体制下，地方主导性的投资需求很大。所以上次贷款利率调升以后，投资需求并没有减少，对利率敏感度太低了。从银行角度讲，存款和贷款存在如此之大的利差比，又有这么多资金，肯定希望找到一个出路。银行有这么一个动机，很容易冲动去扩大信贷。建行这么快的信贷增长与这些基本面相符。下一步工行上市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从目前来看，基本的因素还会延续下去，贷款的冲动还是会很厉害。

　　主持人：银行上市后要满足股东的盈利需求，但国有银行似乎寻找不到资金的出路，只能往信贷上作投放，这些资金投放，结合中国目前的调控政策，您认为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吗？这些银行的高管，是否会估计到出现风险？如果看到了的话，为什么还要继续把规模扩张得更快一点？

　　黄海洲：考察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发现，存款总量30万亿人民币，贷款量20万亿人民币，存贷差额10万亿人民币，这说明商业银行流通性非常富余。而且在现实情况下，即便是存款利率不高，且与贷款利率差距又较大，受普通居民投资渠道有限以及购房、教育等储备资金等因素的影响，普通居民存款动机仍然很强，商业银行存款增加的速度还是比贷款增加的速度要快。

　　但在中国目前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情况下，银行投资面窄，只能依靠贷款业务。中国商业银行上市，筹集更多的资金，其中一部分也要用来投资，无形当中必然有增加贷款的压力。除非央行进一步发行定向票据，否则其资金出口要么是做信贷，要么是存到央行赚取超额储备的利息。而超额储备回报率相当低，显然商业银行本身不得已才这么做。长此以往会对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造成很大的隐患。

　　宋敏：风险是肯定存在的，刚才我讲到，有部分贷款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主导，不是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化行为。但如果能让参股外资股东起到更多的作用的话，对贷款的冲动可能会有一些节制的作用。其实，从融资目的来看更多的是用这一笔钱去充实银行资本金，为了将来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去做准备工作，而不是马上用来扩大贷款或扩大规模。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去改变银行的一些机制，比如怎么样与外资股东的磨合，转变公司治理，建立风险管理内控，钱才是花到点子上。

　　王君：这个问题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涉及到当事人的动机，也就是激励。拿最近建行和交行来看，这两家银行的行长不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调动了。也许事先他们不知道，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并没有很明确的任期，也没有很明确的目标。比如在董事会里一个任期是五年，在五年内要达到什么业绩目标，从中还能获得什么激励，包括股票期权，薪酬安排，这样就会有长远的目标。现在看不到这个长远的目标的话，贷款发出去以后，往往形成不良贷款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尤其是长期的贷款。因此，你看到现象就是现在把规模做上去，这是属于激励动机方面的。

　　第二个是能力方面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能力判断存在的问题，现在大家放贷很盲目的，几乎狂热。而银行的分析能力，未必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下面支行信贷员、信贷部门的经理等等，他们往往不要说是能力和激励了，甚至联合起来骗贷都是有的。例如，明明是给开发商贷款，但开发商伪造个人的身份证明做成个人按揭贷款，银行的信贷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规模，获得奖金。所以这个问题涉及到银行治理、监管机制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搅和在了一起。

　　2. 机制的忧虑

　　主持人：本来从银行的改革战略考虑，希望能先打扫家门，进行股份制改革，引进一些战略投资者，然后推到境外市场去上市，运用外部监管或者利益制衡来解决自己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问题，把治理结构能够转变出来。现在看来，上市之后，是否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么有效？多元化的股东是否真的产生了预想的制约作用？为什么起到的主要的推动因素还是短期的因素？比如，更多满足小股东短期利润的要求。

　　宋敏：对于不同的股东有不同的理解，从策略型股东来说，他们目标比较长远，而其投资也并不是仅此而已，可能考虑未来扩大在建行、中行和工行的投资，至少长远增加投资利益。我觉得他们并不见得关注短期利润的增加，马上得到很高的回报，考虑未来的风险。其他的机构性投资，作为一种比较大的机构投资，也会比较关注长期的发展。但中小投资者当然关注的会短期一点，比如短期价格的上涨、资本升值。但这不应对银行经营起主导作用。

　　虽然国有银行很多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去靠规模增长去解决引用外资，并不是在缺钱。我觉得企业慢一点发展，能够把机制转变好的话，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

　　王君：当然上市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不过这些好处都有局限性，为什么有局限性呢？在香港也好，在美国也好，分散小的投资者哪怕是成千上万，如何狂热的认购，其实都是缺乏对银行理性的分析，他们没这个能力，也不必要做那么复杂的努力，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有问题了，就把股票卖了。所以分散的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是没有本质的约束力的，而且极小的约束力都是滞后的。中国银行或者建设银行，指望说上市以后由这一部分产生的约束力、监督，改善银行的治理业绩，效果那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小股东用脚投票会对管理层产生压力，因此上市能带来的信息披露的公开和透明，但有时候这种压力并不是健康，比如银行经常面对的在短期内分红的压力，这就不是特别好。

　　对银行治理长期真正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机构战略投资者，大股东。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股改的国有银行，给予外资和私人的股份相对较小，他们还处于一个话语权非常有限的处境，对银行高层的管理人员的任命、惩罚、激励影响的程度非常小。

　　主持人：从现在来看，银行改革完成了一大半，有没有达到我们改革的设计者预期比较理想的状态？外资的股东有没有发挥到目标中的作用？

　　王君：国家很多措施想要真正从根本上改善银行的治理，但是现在看来改善银行的治理就需要在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治理之间，按照市场的秩序和现代企业的原理，去吸收近几年国际上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问题的教训，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但有时候恰恰是政府本身在破坏这种公司治理。比如拿最近的人事任命来说，本来是属于董事会的权利，却由组织部门提出来，然后董事会给予确认，怎么会有那样的巧合，两个银行的行长同时调换？应该不会这样的，后面有行政的力量在支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虽然筹资了不少的钱，国家也花费了成倍的代价，而且境外的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是在赌政府这张牌，做一些协议安排，政府还要对他们承担最终责任，可以说这些投资是保底的，这样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说，外资股东的作用，现在可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有些方面，比如在技术上他们一定能发挥作用，比方国外正在实行的一般性的管理的技术，那肯定能够引进。这些银行也会乐意向投资的银行介绍。这些技术虽然就像当年中国进口设备一样，可能落后十年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先进的。而真正是先进的东西，既不可能，而且也不现实。毕竟在一定的领域还是竞争者，投资也有限，所以说是不是倾其全力，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入进来，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同时有些技术，中方也不一定接受。比如美洲银行在美国做小企业贷款是比较突出的，而恰恰建设银行的战略不是做小企业贷款，从长期来看这些技术也是没用的。

　　另外，所有的东西都要人去执行，现在仍然是按照任命干部方式任命银行高管这些做法，不改变的话，美洲银行那些高招也发挥不了作用。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概有一年多，就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模式选择，一个是西班牙模式，一个是波兰模式。如果是西班牙模式，采取的就是中国的做法，就是注资剥离，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好银行。但是这样的做法，有一个什么毛病，就是资产负债表可以一夜就改好，但是里面的文化、约束激励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这样容易反复，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所以，当初改革进行的很快，需要一个过程进行消化。

　　3. 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主持人：我们目睹了这样一个现实，银行不断刷新IPO的记录，从当年全球最大的IPO一直到近二十年全球最大的IPO，并且为媒体、银行高管所津津乐道。那么对于我们的银行来说，真的是募集的资金越多越好吗？

　　黄海洲：当然不一定是募集的资金越多越好，或者是IPO越大越好了，这里面有较为复杂的因素。海外战略投资者持有多少股份，是由银行上市的策略决定的。如果商业银行本身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发展比较成熟，就会希望卖出较少的股份；而每一股的价钱则自然希望越高越好。如果是花钱买机制，当然需要卖出股份较多，因为海外战略投资者对改进治理结构的贡献是有成本的；同时，每一股的价钱也希望越高越好。因为卖出股份过少，优化银行治理结构效果就降低了，既然卖，当然价格越高越好。

　　王君：首先募集资金多，规模很大不能说明问题。第二，现在一个一个的超额认购等等，你看到背后都是在讲中国故事，中国概念，都在打国家主权、国家信用这张牌。外国投资者这么打是非常合乎理性的，原因是股改以后国家并没有脱离干系，政府仍然是这些银行的主要所有者，并且对他们未来承担责任，就是这个投资是保底的。再加上目前中国这个时期，宏观的故事好讲，世界范围内中国目前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外国人只看到这些宏观故事，所以很欢欣鼓舞的。

　　主持人：还有一点，比如说你在IPO的时候，发的股票很多，一些投资者，甚至是很多机构投资者，和银行没有什么关系纷纷追捧这些股票，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股权的确非常好卖，而且价格还不低。这些机构的加入，能不能说明你的银行确实改革得很成功？或者说这些股权对银行的价值的确是一种提升？

　　王君：实际上说到股东的质量和预期的问题了。如果股东持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股票，产生不了什么实质的影响。但像美洲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这样的，因为带来资本的同时还带来管理的理念、经验、技术甚至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一些非金融类的起不到这个作用，是有本质的差异。所以，非金融的股东占的比重过大，资本的质量、股东的质量会有问题。

　　4. 钱真的多了吗？

　　主持人：中国正加速推进QDII的步伐，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工具的创新，那么，银行是否该大胆的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又比如，之前国外很多银行出现了收购浪潮，国内上市银行资金如此之多，可否进行这种投资呢？

　　黄海洲：其实商业银行在中国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投资。有一些地方一些投资很好的项目可能并不易拿到投资。再比如，如果允许银行做结构性产品，让银行把一部分钱投资在与股市相关联的结构性产品上（而不是直接投资在股市上），也可以得到比做商品房按揭贷款更高的回报，风险也很小。中国股市从今年开始并且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有不错的发展，如果股市的监管等方面都跟上去、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跟上，把贷款跟其他相对复杂的金融产品连在一起，可以扩大银行的投资空间。还有，发展国内市场金融衍生工具不但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定价的能力，还可改善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帮助解决目前金融经济改革大大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这个重要问题。

　　宋敏：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拿来这么多钱怎么办？你去看海外做的非常好的银行，就会发觉它们的那个利润结构差别很大，实际上就是说海外靠放款这一部分赚钱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

　　中国的银行基本走的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种简单的操作模式，那么现在如果一直按照这种简单的操作模式，再碰上现在的宏观调控，发展就出问题了。但现实是筹了这么多钱，不放贷款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金融市场对老百姓的金融需求还远远的没有释放出来。银行需要业务的多元性，不能等政府说可以做什么了再去做。在西方，很多金融产品都是商业银行首先提出来的，而监管者都是滞后的。一般来说，银行从市场角度创新出产品，监管者觉得这个事我要管一管，就出来一个法律。而不是监管者觉得可以做什么，就去拓宽一下。

　　王君：有，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主流。包括你说的衍生工具等等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银行资金应用的渠道其实是很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小企业的贷款。在2004年10月29号贷款利率放开以后，中央银行对利率其实没有上限，只要不超过定义为高利贷的一个界限。比如20％的利率，如果对中小企业贷款，应该很有市场。但现在银行都没有收取这么高的利率，为什么呢？简单的一问，银行肯定会觉得这么高的利率谁会贷呢？其实会有很多小企业愿意以比较高的利率贷款，但为什么没有贷呢？银行不贷，他也不来，因为小企业知道我来申请根本没门，要手续，要抵押品，保值品，都没有。银行方面也没有能力来甄别这些信息，就形成了一个死结。但是银行能开发出灵活适用的产品，能快速的向小企业发放，有非常大的盈利空间，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解决宏观经济当中的就业问题、GDP的增长问题，但是现在银行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第二个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银行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充当项目融资的功能。但商业银行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银行吸收的资金是短期的，而这些项目是长期的，存在一个期限结构配比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资产证券化，发放长期融资贷款，然后通过它打包，进行证券化，从资产负债表转移，通过比较发达的二级市场解决这些难题。这虽然没有第一个直接，只要银行战略上明确了，都可以做，那时中国经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主持人：面对大量的银行资金过剩，中央银行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升息，多次发行票据，甚至是定向票据，还有要酝酿存款利率的下调，那么这些措施效果如何？能不能从解决国有银行的大量资金过剩，遏制贷款的冲动？

　　黄海洲：我觉得中国央行对经济情况的判断、对政策力度的把握，总体做得相当不错。

　　中国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国有银行的大量资金过剩、降低贷款增量，在技术操作上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央行可以继续发行定向票据并相应提高利率。但根本问题不在这里，这种做法只是治标而未治本。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提出了关于中国政策目标的新“三元悖论”。“三元悖论”是指在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和政策取向前提之下，要求中央银行同时实现三个目标：宏观调控、人民币币值稳定和改善商业银行的稳定性，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三者取二。为了追求宏观调控和改善商业银行的稳定性，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

　　宋敏：目前大银行的资金严重过剩，也是因为中小金融机构太少，专注于贷款性的金融机构比较少。作为国有大银行，不愿意去找一些中小企业，去评估它，发放贷款只有几百万、几千万这种比较小的贷款，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国家需要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所以如果慢慢地开放，可以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更多的区域民营银行出现，在一个地区做专门性的贷款。需要的资金通过银行的拆借市场，国有银行现在有很多网点可以吸收存款，充当资金批发商，拆借给这些专门性的金融机构去做，也能够部分的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金融开放对内开放我想可能更重要，这个要能做好，资金泛滥的问题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王君：所谓资金过剩可以说是一个表面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根本上不存在资金过剩的问题。只是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包括农村农户，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那些没有真正的资金需求，像一些大企业反而被银行追逐，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限。

　　你刚才说的那些措施那都是临时性的措施，有的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制度扭曲的问题。中央银行调控永远都应在宏观上而不应该在微观上，比如定向票据、有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资本充足率，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中央银行既不影响，也没有能力对单个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做出判断，那是银行监管者的能力和职权，中央银行只能在宏观上。宏观上山穷水尽了想进入微观，那只能是无能的表现，而且会带来激励的扭曲。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