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70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概括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80年代初，“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此后，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范畴，挪进学术领域。近20多年，鲁迅话题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10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超越旧有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70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许多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50年“政治话题”到近20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50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50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70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尼采……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而鲁迅的命运，正好相反。他死后50年，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奉献到他的墓前，近20年，鲁迅才算清静了，不再被乱用，也不再被供奉。从炙手可热到暧昧的冷漠，都是反常，都归因于历史的冻结。

　　90多年前，鲁迅誓言“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今天，浑身光明的孩子们应该放鲁迅回家。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 ：“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 ；二、鲁迅很难还原 ；三、要还原鲁迅，还原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这种变化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70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70周年采访我，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3.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其二，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基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好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基因、模式、话语方式，在30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80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90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30年代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三，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党，有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在他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各有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有君主立宪派，有共和派，有保皇派，有三民主义，有共产主义，有资本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法西斯主义，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大家要知道，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偏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史沫特莱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背景杂异、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从50年代到70年代，朋友等于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并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80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生存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我们这几代人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其中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春秋以来惟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怎么认同他，说明他的时代群雄并起。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20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训条与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困难不单是认知鲁迅，而是如何假借鲁迅认知我们自己。

　　五

　　所以周令飞想要知道“鲁迅是谁”，真是情由可原。这命题不如一反，由鲁迅发问：“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的惊喜，随即发现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16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40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16岁当兵，在东北零下40度的严寒中站岗。80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他的人格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一模一样。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海婴替代鲁迅经历了新中国的一切。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其中只有一部分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全中国数十年的斗争生活，单是左联“元帅”周扬同志成了文化部长，“文革”中又遭批斗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的是什么把戏。

　　70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认知系统都很难真正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民国物种已经灭绝了，包括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与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他与同代人的血脉教养，可以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是中国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可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京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汽车有感于道路坑坑洼洼，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当然，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哑口无言。不过他早已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列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罗兰·巴特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在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献给萨特的想象”……十倍百倍于鲁迅曾经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论敌。文人，在西方从未被打倒过，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他们的先贤与哲人，从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正像被阻断的航程。他总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又总是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后代。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代表的身份不仅仅是鲁迅的后代。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就像70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又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去年、今年，我曾被两次纵容谈论鲁迅，竭尽全力想象我心目中的大先生，总觉得一厢情愿，不得要领。当巴特谈论纪德，纪德谈论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博尔赫斯谈论叔本华，昆德拉谈论贝多芬，他们不必顾虑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传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隙缝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伯林甚至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检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线索时，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自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自信吗？

　　最近，鲁迅逝世70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模式。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舒缓，向世界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青年人；二、70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的时代作背景。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已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也只能是我们。

　　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最后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本文为陈丹青先生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的讲演，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