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将出现重大转折,改革的重点从产品市场改革和机构改革转向要素市场改革
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第30个年头。改革与开放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在1978年-2005年间年均GDP 实现了9.6%的快速增长。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最终产品市场已经接近于完全开放。然而,中国的主要要素市场(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大宗商品市场(如能源和一些重要的资源类产品)仍然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精髓是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定价和配置,中国目前的成功主要还在市场之外。
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将出现重大的转折,即从原来的产品市场改革和机构改革向要素市场改革转变。从2006年末开始推出和即将推出的改革措施证明了这样的判断。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开展, 2007年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化改革元年。
——银行业兼顾对外和对内开放
WTO五年的窗口期于2006年12月11日届满,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到渠成。到目前为止,已有九家外资银行获准改制组建法人银行,截止到2006年9月,这九家银行分别占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和利润的55%和58%。
在银行业向外资全面开放之际,对内开放已是当务之急。银监会于2006年推出的开放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的决定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在先行试点的六省(区)(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东北地区的吉林和西部地区的四川、甘肃、青海和内蒙古),2007年将有三类崭新的金融机构为农民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即村镇银行、新型信用合作社和贷款公司。
这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机构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将有可能再一次出现合法的私人金融机构,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突破。一方面,从贷款公司到商业银行,将形成资本充足率从100%到8%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光谱,有利于满足不同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这一开放意味着民间借贷的部分合法化,民间金融的一些有益实践可能为正规金融机构所用并提升。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主要停留在现有机构改革上,将一家或几家银行改革的成功等同于银行业改革的成功。而银行业的对外和对内开放将迫使监管部门更多地关注信贷市场和银行业的系统风险,完善银行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放开存款利率,提升监管的效率。
——SHIBOR启动利率市场改革
上海银行间利率(SHIBOR)于2007年1月4日正式推出,这是中国利率改革的重要里程碑。SHIBOR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以下目标:(1)反映市场资金的成本;(2)作为基准收益率曲线的基础;(3)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对象;(4)增加汇率弹性的重要条件。
要使SHIBOR真正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市场基准利率 ,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改革提升上海银行间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一是要提高市场的参与面,并提供企业和个人参与市场交易的产品(如货币市场账户);二是要放开对银行的存贷比管制,使得中小银行能够利用市场批发资金放贷。
——债权市场改革将破茧
随着2006年银行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改革和发展债券市场将成为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将于近期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可能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发展债券市场同样有一个市场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只有开放更多的企业发行债权,提高不同风险的债券品种,才有可能实现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新破产法的出台,信用评价等中介机构的发展都将促进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个有效的债券市场可以满足企业或地方政府的长期融资需要,把目前还在不断上升的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降下来,化解过度集中的银行风险。同时,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以满足国内外投资者多样化的投资需要,有利于减轻市场流动性过剩对经济发展的困扰。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债券市场的发展才可能与SHIBOR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汇改推动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
宏观调控带来的内需疲软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外部不平衡,大量的外资流入更是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保持相对较快的人民币升值 幅度是防止外部不平衡继续恶化的一个途径,去年9月以来的人民币相对快速升值在2007年仍然可能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国家外管局近期的改革将个人的年购汇额度从原来的2万美元大幅提高到5万美元,并同时放宽了个人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下的外汇交易限制。这些改革无疑会提高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逐步提高中国居民在海外组合投资的比重,有利于外汇市场的发育和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进一步的改革可能将继续放宽对外汇交易的“实需”限制,提高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
——资源类产品定价机制借力于市场
在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或建议中,资源类产品的定价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开放原油和成品油的批发市场、设定土地转让的最低价格、放开电煤价格,到开征燃油税、提高排污处理费等,意味着长期以来的资源低价格将可能终结,这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除了上述改革之外,其他领域的改革大多有利于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如改革现有财政体制,使之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避免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而造成角色混乱。其他改革,如社保改革、医保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化密切相关)和政府改革,虽然由于改革的复杂性而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但是“市场友好”的改革的方向将是难以逆转的。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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