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技术革命——上证所XBRL发展历程

　　财务报表是了解一家公司的“开门钥匙”。然而，随着公司披露家数和披露内容的同时增加，面对海量信息，人们却发现自己对公司的了解显得越来越少。以安然为代表的一些公司，更借机利用复杂的表述把关键信息“埋”起来，加大辨别和读懂信息的难度，实现自身牟利。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上千家上市公司每天都在披露各种信息，作为一线监管者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也面对上述信息难题。几经探寻，上证所发现一条以XBRL技术为支持、实现信息标准化披露的道路，终于使自己跳出海量数据的迷宫，鸟瞰到上市公司的真貌。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较量中，技术让前者抢得了先机。

　　数据尴尬

　　在2004年之前，每到新一年初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都要和时间进行赛跑。“我们要在年报披露结束后15天之内，把反映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的一批重要数据汇总报给证监会。此外，还要以年报数据为基础，写30来个专题报告，比如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情况等，供证监会决策参考。”上证所上市公司部总监周国庆说。

　　为此，他布下“重兵”打这场战役：在法定披露截止日4月30日前，上市公司部每天外聘五六十名专业数据录入员，对照印刷出来的报纸，把报表上的各项数据逐一录入数据库。如果遇到某一天披露的年报特别多，他们就要三班倒、熬通宵。

　　紧赶慢赶，上市公司部终于把数据报上去后，却发现质量难保：数据从报纸上敲到数据库过程中，尽管有专人负责核对，差错率仍很高。结果，上市公司部的研究人员撰写报告时不敢用自己摘录的数据，反而到网上去下载。

　　按理说，上证所几百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在第一时间传到上市公司部，凭借此“天然”优势，这里的数据统计应该最快最准。然而，问题偏偏出在这一环节上。虽在情理之外，仔细考虑却是意料之中。

　　首先，大量手工录入必然带来错误。尽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披露载体由最早的传真件演变为Word文档、PDF文档，看上去手段先进了许多，但对交易所而言，这些手段最主要的意义只是省了纸，并可以以电子文档存盘，便于保存。然而他们希望的不仅如此。他们最想要的是将电子文档中的源数据直接进入数据库，只有这样，这些源数据才有可能被反复查询、反复利用。而当前，如果需要这些数据做分析，必须先调出整个源文件，打印出来，再经人工将打印在纸上的源数据二次输入到另一个电子文档中才能使用。这一“转手”，不仅让外界信息公司几乎拉齐了与上证所不足一天的时间差距，更导致数据输入误差。

　　其次，国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表述规范，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报告使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更不乏含糊其辞打擦边球的公司。而且，数据录入人员的证券知识水平存在差异，对文字和概念的理解不同，统计出来的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总而言之，由于太多的人工介入原始信息披露电子文档，造成掌握源数据的上证所优势大打折扣。“这甚至成为了我们的瓶颈。”周国庆尴尬而又无奈。思来想去，上市部当时负责信息电子化、现任稽核部总监的董国群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技术来走出瓶颈。虽然还未曾接触过XBRL，但是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技术要能够让上市公司的上报数据系统与上证所的数据库对接，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数据而不是整个Word或PDF文件直接放到数据库里面；此外，这个技术还要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以避免种种人为判断给数据的真实性带来影响。

　　但是，达到这样的目标谈何容易。从技术的专业角度看，这要求实现真正的信息披露电子化——不仅仅是用互联网传输公告报表，而且还有结构化要求，即把各种各样的文字语言转变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化语言。当时，包括万德、巨灵在内的国内所有信息商，都无法实现任何一份报告内容随心所欲地调用，最多只能将部分内容手工进行结构化处理后二次甚至多次录入，实现特定项目（如总资产）的查阅。这在当时看来近乎天经地义。按照2002年一位来上证所讲课的国际专家估算，全面实现公告内容的结构化，仅启动资金就需要几千万美元。在国内，这样的价格实在没有哪家机构承受得起。

　　“核心问题是标准化”

　　作为交易所上报数据的最终使用者之一的证监会，此时也在为数据而苦恼。

　　证监会一直颇具国际视野，早在1998年，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徐雅萍就提出，做一个中国的EDGAG——新大港（C-EDGAR）。次年，证监会开始倡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盘系统”项目，类似美国上市公司的申报系统——EDGAR系统，希望实现信息披露的电子化和结构化。很快，清华同方、天大天财两家公司分别为沪深两家交易所开发了软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规范，比如哪些数据是需要结构化的内容、不同财务科目披露到何种程度等。

　　然而，这种软件级别的规范远不够系统、完善。报盘系统允许有些内容由上报公司自行定义，“结果每家公司都‘极富创意’地在个性化部分大加发挥，出来的报告竟然有六七成内容都缺乏可比性，大大影响了使用效果。”据当时任新一代信息系统项目组副组长、现任技术中心副主任的郑刚回忆。

　　还有一个矛盾焦点，就是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重复操作——在做完公司的年报后，由于年报和报盘并非同一系统，因此他们还要把相同内容再向报盘系统重新输一次，费时费力。上市公司对此的抱怨，一直传到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耳中。可想而知，沪深交易所为了坚持住信息披露电子化之路，将承受多少来自上市公司的压力。但即便想坚持，也难以做到。2001年，报盘系统停止运行了，交易所从此改为雇外包人员录入数据。

　　尽管这次尝试流产，但从证监会到交易所都明确了一个概念：标准化是核心，而且至少是行业级的标准才能真正彻底改观信息披露现状。标准化就如同在圈定的类别里给商品贴标签，只有知道了上市公司拿来的数据是“一袋面粉”还是“一袋食盐”，才能有机地将其存储到数据库里。而到底是按照“粮食、调料、水果”分类，还是按照“圆形、方形、粉末形”分类，这就考验监管者了。

　　2002年，问题露出解决的端倪——金融标准化成为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其中包括证券标准化课题，下含8个子项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正是其中之一。那年下半年，沪深交易所、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和上海证券信息公司抽调专人，组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工作小组，负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的起草工作。

　　很快起草小组就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内容包罗万象，首先要搭建一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并找到标准实现的技术路线。此时，国际上处理财务信息的最新技术XBRL进入起草小组的视野。仔细学习研究后，标准小组意识到，这是一个集多重优势于一身的技术：

　　■XBRL不仅是一个能够给不同数据“贴上类识别标签”的技术工具，而且专门针对商业报告推出，其中蕴涵了会计逻辑，能对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勾稽关系、完整性、上下文一致性等全面校验，不负其“国际最先进的财务信息处理技术”之称号；

　　■XBRL是商业报告的“世界语”，即便是不同行业、不同国别的公司数据，都能通过XBRL实现“相互交流”，比如进行分析比较，这有助于降低审计成本、推动上市公司与国际接轨。

　　■XBRL文件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多次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唯一性的数据源头，避免了流转中产生错误的可能，提高了数据的准确度和业务处理效率。

　　2003年7月，在标准小组工作会议上，起草小组成员达成共识，正式决定采用XBRL技术标准编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XBRL特别适用于商业信息在互联网上自动交换和可靠提取，”标准小组认为。

　　领先全球同行

　　在和证监会的交流及参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起草过程中，上证所内不少中高层开始对XBRL有所了解，并逐渐认识到其价值。最后，这个新技术让他们兴奋得眼前放光。

　　对上证所上市公司部而言，XBRL能让上市公司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都大大提升，还能支持进一步的检索、分析和研究；对上证所信息中心及“新一代信息系统项目组”而言，XBRL为他们把300多万页公告报表实现结构化、存储到数据仓库中提供了契机。几个部门都希望，XBRL能够在上证所应用起来。这种想法进一步得到副总经理周勤业、总经理助理白硕等分管领导的鼎立支持。数据仓库项目的实施当中，XBRL数据的纳入不仅成为应用上有独创性的特色，也成为项目沿途“下”的一只“金蛋”。

　　虽然确定了XBRL技术路线，但真要实施起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分类信息标准（Taxonomy）的开发。分类信息标准，就是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电子文档数据项之间找到对应关系，国际XBRL组织把这项内容开放给了各国使用者，其自身只负责分类标准的认证工作。

　　对于证监会、《规范》起草小组和上证所来说，当时似乎都没有人手来开发分类信息标准。但如果委托信息商来做，不仅项目要求高，而且经费只有几万元，谁有能力又肯做呢？

　　刚刚卸任的国际XBRL组织主席Kurt Ramin有个观点：推动XBRL的人一定是有激情，要有对XBRL狂热的热爱，而且，XBRL国际组织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就是这样一群志愿者。很幸运的是，上证所也遇到这样一个人——新利多公司董事长陈林坚。

　　陈林坚曾是当年“中国EDGAR”项目的专家，2001年开始接手上证所上市公司部的数据库工作，对信息披露工作熟悉而敏感。早年在学校教过书的他，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间每家信息公司都忙着往自己库里录入同一内容的情景，一直耿耿于怀，但束手无策。这次，XBRL让他兴奋起来。“这东西解决了我们全行业简单重复性劳动问题，能节省多少社会资源啊！”于是，陈林坚接受上证所委托，着手开发分类信息标准。

　　2005年下半年，上证所开发出“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分类标准”，还拿到了XBRL国际组织的认证。根据国际组织规定，一国后开发的分类信息标准必须和前面的兼容，以保证版本间的通用性。这就意味着，上证所开发的这套处于鼻祖地位的分类信息标准必须具有深远的后续影响力。

　　然而，在陈林坚看来，开发出分类信息标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离真正使用还有相当距离，而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数据的源头尚未动起来。如何让上市公司积极配合，是接下来的考验。

　　上市公司对增强信息披露天然存在抵触，而将Word、PDF披露方式改为XBRL格式的过程，就像强迫用笔写字的人改为敲键盘一样困难。包括纽交所在内，国外很多交易所至今也没有快速推进XBRL，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不动。虽然国内的交易所可以采用带有行政色彩的手段，但周国庆等人很清楚，依赖行政手段对上市公司做强行要求，这是靠不住的，报盘系统的收场就是明证。所以，上证所决定要转换角度，更多地从上市公司的立场出发，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一方面积极不断改进报送技术，开创性地采用了基于模板的输入技术，尽量降低上市公司的报送工作量，另一方面则采取引导加服务的手段，积极推广XBRL模板的使用，双管齐下争取成功。

　　为此，上市公司部60多名员工扮演起老师的角色，组织多次培训，请技术人员手把手教上市公司使用XBRL模版。当时，沪市上市公司有七八百家，而XBRL又是个跨技术和财务以及信息三个部门的综合性培训，每家公司至少要派与信息披露有关的各部门负责人员参会学习，算下来至少是几千人的培训量。平时，当上市公司使用中遇到问题，咨询电话更多得无法计算。

　　树样板是推动创新行之有效方式。2004年初，上证所试点50家本地公司进行2003年年报摘要的XBRL上报。“当时主要选的都是在上海的上市公司，为的是有条件到现场进行服务支援。”样板的效果很好。到2004年一季度报告和2004年中报披露期间，沪市数百家上市公司全部实现报表的XBRL报送。目前，每年4次定期报告全部执行XBRL标准，标志着改革后的信息披露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当上证所如火如荼推进XBRL时，全球能够采用这项技术实现信息披露的交易所寥寥无几，而上证所就成为全球同业中名副其实的领先者。2004年下半年，XBRL国际组织主席和国际部主任来到上证所，亲眼看到这家以前只通过邮件往来的中国交易所在XBRL应用方面的进展，极为赞赏。此后遇到美国证监会官员，上证所还被他们当作榜样进行介绍。

　　“一亩三分地”之外

　　“假如早点使用XBRL，也许安然事件就会避免。”这是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在《监管者》杂志上发表的观点，也是点燃很多人投入XBRL事业激情的火花。

　　上证所深切感受到，在应用XBRL后，他们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能力明显提升，“而当初项目上马时的想法很朴素，就是为数据不出错、能存储。”所以，如何进一步推动XBRL应用、从而实现其对证券监管的价值，成为上证所思考的新课题。

　　基于XBRL对数据调取方便的特点，上市公司部应用了一套相关的甄别体系，能把每家上市公司与它自己的历史数据、与同行业整体水平及其他公司进行数据对比。“如果哪个数据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历史水平或同行业水平，风险就很大。”周国庆说。这时，上市公司部就能够有针对性地要求上市公司进行解释，如果拒绝解释或者给出的理由不充足，上证所还可以请证监会在当地的派驻机构到上市公司进行现场调查。这些手段都有力打击了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

　　从更深层次看，XBRL能否达到监管目的的关键，还在于监管理念是否能够跟进。

　　在白硕看来，XBRL极富魅力的一点，就是这项技术能够改变监管的过程：传统的以信息披露为主导的监管，只能在事后实现，而借助XBRL标准，可以实现事后监管向事中监管的转换。这是因为，财务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基于XBRL的报送和分析系统则能够读懂这种关系，所以上市公司如果想单独编造其中的某一个数据，甚至在录入阶段就输不进去，“这正是XBRL伟大之处！”

　　另一个变化是监督上市公司的人群范围明显扩大。自2004年8月，上证所网站基于XBRL技术，陆续开通了沪市上市公司在线数据的查询、分析及下载功能。有了这些基础工作的支持，以往证券分析师才能做的分析，现在普通投资者也能做了。而且，现在很多信息的分类界定很清晰，非此即彼，以往缺乏专业知识的投资者对信息判定含混不清的情况也会得到改观。“我们希望通过开放的标准、先进的工具和手段，发动大家一起来识别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白硕表示。

　　目前上证所还没能实现的是动态监管，因为这需要临时公告也实现XBRL标准的披露。“上市公司对定期公告都是有备而来，可以把前后关系设计得很精细。但临时公告是急就章，关于一个事件前后可能要公告几次，一旦造假，根据前后有关联的内容很容易被发现。”周国庆指出。接下来，临时公告的分类标准制定，就成了他当前最紧要的工作之一。“这部分信息内容繁杂、不确定性强，不仅有传统的法院查封股权、高管出事、大股东占用资金、担保等，还涉及市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比如股改。把这些临时事件类型全部定义出来，工作量巨大。”

　　另外，上证所还在思忖，在证券业“一亩三分地”之外，XBRL到底有多广阔的空间？事实上，每家上市公司都是法人，都要涉及工商、税务部门，基本都有银行贷款，监管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绝不只是交易所、证监会及派出机构。目前，上证所上市公司部已经和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联网，及时将上市公司高管出事和被法院判裁这两类信息发送给对方，但还没有更多信息的共享。

　　最近在国外，出现了在不同领域实行多位一体XBRL披露案例，“比如荷兰，银行、税务等部门已经采用同一套XBRL标准，并能进行信息的互通联动。这一案例最近在第14届全球XBRL大会上被当作典范。”2006年圣诞前后，上证所上市公司部副总监黄宏彬刚刚在美国费城参加了这届大会，回国后他对此深有感触。而在中国国内，由于部门间不“通气”，企业缴税时少报利润、贷款时多报利润的两套账情况仍屡见不鲜。

　　其实，据中科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刘世平透露，中科院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考虑如何推动XBRL在国内各行各业的应用，并发起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力促向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工商局、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等部委推广XBRL标准及相关服务。“现在国内会计财务报表分10多个行业，每个模式都不相同，带来不少麻烦。如果XBRL的分类标准可以直接和会计分类标准进行对接，那么价值就会成倍提升。”刘世平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黄宏彬也认为，即便证券业做得再好，XBRL 发挥的力量也相对有限。要统筹更多部门参与这项工作，就需要站在国家信息化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推进。而当前最现实可行的事情，或许就是成立XBRL中国地区组织，来进行推动和协调工作。以这样的高度看，XBRL的征程还很漫长。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