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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反倾销屡遭失利 打高价洋官司该改改思路了

  浙江省宁波市部分外贸骨干企业近期以来应对反倾销官司屡遭失利,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窘境,需要我们反思应对国外反倾销官司的思路了。

  这些年来,凡是遇到欧美各国的反倾销案,我们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都毫无例外地主张积极应对应诉,要敢于打跨国洋官司,这种勇气可嘉,但要讲究策略。

中国外销的大都是薄利产品,企业自身实力并不强,很可能一场官司就连累拖垮了一家企业。面对国外强大的对手和贸易壁垒 ,我国应反思调整企业现行反倾销的方式。

  不平等对话有理无处申

  中国艺术画布案,经过美国国际贸易公司(ITC)和美国商务部(DOC)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听证调查,美方作出终审裁决,对中国画布出口企业课以77.09%至264.09%的惩罚性关税。宁波康大进出口公司董事长许观良告诉记者,经历这一次马拉松式的反倾销应诉,企业已元气大伤。

  中国对美国的艺术画布一年出口仅600万美元,其中宁波康大公司占1/3,全年利润不到六万美元。许观良说,当时我们提出要应对反倾销,一是咽不下这口气,美国公司欺人太甚;二是作为进出口企业,如果康大公司赢了,即使其他公司不应诉,今后也可通过康大的渠道继续保持美国市场的份额。

  然而,这场官司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状态。起诉方将中国产品与印度产品相比较,中国画框是普通桐木,印度画框是进口贵重木材,两者价格要相差几十倍。美方还提出,中国企业需提供画布的配方。康大公司是中英合资企业,英方投资商也非常气愤,说问问美国人,他们愿不愿将可口可乐的配方公之于众。因为抵制了美方的无理要求,于是美方以康大公司不支持配合反倾销调查为由,对其课以264.09%的最高惩罚。

  为应对反倾销官司,康大花高价聘请外籍律师,又组织了10余人的工作小组,准备了1800多万字的材料,摞起来有两层楼高,总计费用达30余万美元,也就是说康大公司在美国市场五六年的生意白干了。许观良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中国企业、中国行业争气,但所有的经济压力却由康大这样一个小公司来扛,实在是风险太大了。他说,现在康大公司已投资50万美元在柬埔寨设立新生产基地,转道出口美国和欧洲市场。许观良表示,我们办企业不能赌气,实现赢利才是根本。

  赢了官司企业也难高兴

  前不久,在土耳其外贸署举行的中国空调反倾销听证会上,浙江奥克斯、广东志高、珠海格力等中国企业终于打赢了反倾销官司,但奥克斯空调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王稳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说,奥克斯空调在土耳其一年有25万台的销量,约5000万美元的销售额,我们靠的是薄利多销,每台的利润也仅在10%左右,以前土耳其空调的关税为6%,后来土耳其方面无理提出,要对中国企业加收40%的反倾销税,我们积极应诉,经土耳其外贸署裁决下降到25%。王稳根说,国内有媒体报道奥克斯打赢了反倾销战,其实这个裁决对我们并无实际意义。因为25%的关税,与40%关税一样,我们都无法承受,只能撤出土耳其市场,这对我们来说是很痛心的。他透露,现在奥克斯考虑在东南亚或土耳其本地设组装工厂,但具体操作起来要有一段过程。

  王稳根说,为应对反倾销官司,我们组建了100多人的庞大班子,做了非常详尽的方案,并多次进行模拟法庭演练,我本人三次赴土耳其,与土耳其外贸署官员和本地经销商沟通交流,这次虽然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但我们集团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太大了。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张民元律师认为,反倾销应诉光凭企业单枪匹马不行,温州等地已发起全行业参加应诉,费用由协会承担。

  据了解,现在中国机电、轻工等进出口协会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协调协会成员联手应诉,共同分担诉讼费用,但许多企业仍反映收费太高,经济上吃不消。

  高价诉讼企业难承受

  自2003年5月以来,中国中银、南孚等18家电池企业被指控侵权美国企业无汞碱性电池的知识产权,并接受美方“337调查”。中银(宁波)公司总经理王剑浩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此之前,我们公司的控股方、香港金山集团已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用专利互换的形式,与美国起诉方达成和解,也就是用金山集团的名义,不打官司也能进入美国市场,但当时中国企业准备联手应诉,我们不好意思中途撤出。几年下来,一审、二审,18家企业共花了400多万美元的律师费,其中我们一家就出了100多万美元,是第一出资大户,但案子现仍处在僵持中。王剑浩说,其实中国十几家企业出口到美国的电池全部加起来年销售额也仅4000多万美元,而且美国起诉方的专利保护还有五年就到期了,因此,不少中国企业提出,我们这样耗费巨大的财力精力打跨洋官司,经济上究竟值不值?

  中国文具业龙头企业宁波贝发集团连同国内另外三家制笔企业2005年被美国文具同行推上了“337调查”的被告席。贝发集团总裁助理王金良说,制笔是薄利行业,一支笔外销只能赚几分甚至几厘美元,而我们寻找美国律师事务所,各家报价没有低于150万美元的,加上还需配合展开大量基础性调查,我们原来预算为300万美元,后来美国律师表示可降低收费标准,我们最终花了130万美元来打这场官司。王金良说,当时我们拍板时也有很大的压力,不打官司,等于拱手放弃市场;打官司,费用如此巨大,且并无成功的把握,企业确实左右为难、处境尴尬。

  浙江大学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庄道鹤教授认为,按照WTO 的规则,政府不能直接补贴企业,但是,如果我们以进出口行业协会为纽带,把相关企业组织起来,由政府资助补贴协会的办法来支持企业应对贸易争端官司,这应该是可行的。庄道鹤说,现在国外律师事务所对承接中国贸易争端官司积极性很高,但要价也很高,我们往往既输官司又输钱,有时赢了官司还输钱,外方始终都是经济上的受益者。我们涉外诉讼受国外律师制约太大,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打涉外官司,仅聘请外籍律师每年就要花费好几千万美元。

  壮大中国律师团队要政府、协会一起上

  张民元说,现在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然而首先碰的难关就是贸易争端。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在被美国“337调查”为非法贸易行为中,中国内地已成为亚洲败诉最多的地区。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张民元说,企业若退回来前功尽弃,迎上去则代价巨大,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帮助。张民元建议设立专业反倾销律师署,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律师参加相应的反倾销培训,并选拔其中优秀的专业律师,在我国遇到反倾销案件,由这些专业律师出面诉讼。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俞德鹏教授说,国外大律师所动辄几百人、上千人,我们小律师所根本无法抗衡,如果国家能支持行业协会与国内律师所联手,为企业反倾销提供法律援助,在此过程中,也能培养出一大批中国自己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声望的大律师。俞德鹏认为,在世界生意竞技场上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企业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更缺乏对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熟悉和把握,因此,政府提供司法服务,从法律上保驾护航,对于帮助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闯荡国际市场,是一个最佳切入点。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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