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战役:钢企原料成本的历史脉络探寻

　　编者按：中国的钢铁产量早就成为世界第一,但却始终是跛脚的巨人——作为最大的铁矿石消费者，中国钢铁企业在进行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时,一直处于下风。每年多花的采购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中国何时才能取得和第一大矿石进口国相称的谈判地位?中国钢铁行业的整合能否实现突破?中国海外购矿之路有多漫长?

　　2006年12月24日，在宝钢代表中国与世界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商定2007年度铁矿石价格次日，处于舆论旋涡的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宝钢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永顺，谢绝一切采访，开始休假。

　　据一位接近宝钢的人士透露，刘永顺担任谈判代表的两年来一直倍感疲惫和压力，谈判完成后，私下表示，不希望2007年继续出任谈判代表。

　　刘永顺虽然如释重负。但对于谈定的在2006年价格基础上均分别上涨9.5%的铁矿石价格，并不能让国内钢企轻松。一个月前，三大铁矿石出口商在与日本及中国台湾的钢铁企业接触中确定2007年铁矿石谈判价格底线为：球团价格不变，粉、矿价格上涨5%，涨幅在5%—10%之间。

　　“既然谈定了，也只能接受，但肯定不满意。”对于结果，武钢股份(600005)董事会秘书赵浩这样表示。而他的观点，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采访的一些钢铁企业中颇具代表性。

　　根据协议，按照66%高品位计算，巴西矿离岸价格（FOB）为48.3美元/吨，加上33美元/吨的海运费，到岸价为81.3美元，再加上保险、港杂费等，港口落地价折合人民币约740元/吨(含税，下同)，进口矿成本将增加30—40元/吨。相比中国进口铁矿石在2003年前的到岸价22-23美元/吨，4年间涨幅接近4倍。

　　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李新创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当前铁矿石谈判的实质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关系到打破国际贸易中追求高额暴利的垄断行为，谈判结果显示，三大铁矿生产商的市场控制力大大强于钢厂，尤其是中国钢厂的被动地位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而且这种格局短期内还很难被打破。”“妥协的胜利”

　　2007年价格谈判完成后，刘永顺公开中方的谈判策略为，首先达成一个被全球接受的价格，体现中国的定价权;2006年，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CVRD)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超过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主要铁矿石商，因此先与淡水河谷公司谈下来，再谈澳大利亚的两大矿山巨头。

　　谈判最终结果，除了涨价幅度有一定下降，谈判时间由去年的半年缩至不到100天，同时还首次在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与日本和欧洲钢企达成协议之前谈定。

　　但是，面对近年来钢铁行业的变化，进口铁矿石在连年上涨后，仍旧上涨9.5%的谈判结果很难让国内钢厂感到轻松。

　　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2006年,钢协统计48家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从国内市场采购国产矿综合平均到厂价呈逐月下降态势,6月份相较1月份降幅7%。其中从5月份开始,国产平均到厂价低于进口平均到厂价,5-7月国产矿平均到厂价低于进口矿平均到厂价2.78%;另外,预计2007年中国钢材净出口由之前的负值变为超过2000多万吨。

　　对此，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徐向春评价为“妥协的胜利”。

　　胜利之处在于，首次由中国谈定基准价。当前国际铁矿石谈判分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在亚洲市场上，以往由新日本钢铁公司、浦项制铁公司与全球铁矿石三大供应商——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BHP)和力拓公司(RioTinto)进行谈判，然后其他国家依照此价格执行。在此前的总计26次谈判中，基准价有12次是日本企业谈定的，另14次是欧洲企业谈定。

　　而在中国参与的前两次谈判中，基准价由上述两者谈定，对中国来说是两次痛苦的回忆。

　　在2005年度谈判中，宝钢等企业虽参与谈判但主动权却在日本新日铁手中，中国最终只能被动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结果。2006年，淡水河谷公司打破了固有的谈判规则，率先与非主要谈判代表的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达成涨幅19%的协议，同时双方还达成了铁矿石球团降价3%的协议，而蒂森克虏伯是铁矿石球团的使用大户。而连续两年接受涨价的日本公司，又同时拥有铁矿石生产商的大量股份，涨价的损失，又从他们在铁矿石商的投资中获得补偿，实则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

　　据了解，在澳大利亚24个主要铁矿中，8家有日本公司作为重要股东，其余16家铁矿也都有日资参股。在铁矿石的其他主要产地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都有日本、欧洲钢铁企业直接或间接的权益。新日铁在隶属于淡水河谷公司的NIBRASCO矿山中占有25.4%的股份，在隶属于力拓公司的两个矿山中分别拥有10.5%和28.2%的股份。

　　2006年10月26日，在启动本轮谈判前夕，日本新日铁与韩国浦项结为谈判联盟参与谈判，而综合实力远超过中国宝钢的影响力。此外，日本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结成了利益联盟:一是双方联合投资巴西最大的钢铁业USIMINAS公司;二是在铁矿石开发和运输方面达成合作协议，形成稳定的轴心联盟。

　　除此之外，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会长邹健认为，接受9.5%还有一个理由是考虑到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2007年可能有3%-5%升值空间，同时海运费有望下降，两大因素将很大程度上抵消涨价带来的成本上涨，可以抵消进口价格的增长，中国钢厂尚能承受。

　　而徐向春认为，上述成本降低因素即使能发生也并不是来源于三大铁矿石供应商，而中国钢铁企业最终以接近铁矿石供应商要求的上限达成价格协议，这种妥协之举也是事出无耐，因为中国铁矿石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打开中国市场

　　“其实早先的许多年里，他们卖给中国的铁矿石，还要给我们回扣呢!”谈及铁矿石价格的一涨再涨，李新创感慨道。

　　李新创所说的美好时光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2年的十多年间。

　　当时正是整个世界钢铁业的低谷，在2001年的谷底，世界最大钢铁产地——日本，六大钢铁联合企业除川崎钢铁公司其余五家全部亏损。欧洲的五大钢铁企业中，只有阿贝德集团、里瓦集团和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三家小有盈余，于齐诺尔钢铁公司和克鲁斯公司财政决算亏损。

　　在此期间，由于欧洲及日本、韩国的钢铁厂产量止步不前，铁矿石严重过剩，大多铁矿石企业处于亏损边缘。为改变不利局面，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先后来到日、欧以外的另一钢铁大国中国开拓市场。

　　此时的中国，铁矿石完全自给自足。1981年，宝钢开始筹建，由于宝钢进口国外许多先进设备，国内铁矿石品位难以满足要求，同时相同品位的进口铁矿石价格只有中国的自产价格的一半。于是，就将宝钢的矿石来源设计成了全部进口。为此，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共有4个代表团分4次对冶金部进行了质询，“如何能保证宝钢的铁矿石获得长期供应?市场有变化，被国外卡脖子怎么办?”

　　曾为冶金部工作人员的徐向春告诉本刊，“虽然代表提出的问题理论上存在可能，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外铁矿石供不应求，另外，产钢大国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钢铁产量，在达到1.3亿吨时就开始回落，持续10多年产量徘徊不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也最多达到那个水平，而以当时铁矿石的供应量肯定是仍然供不应求。”

　　据钢协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时，中国进口铁矿仅3734万吨，直到2001年也仅为9231万吨，而在1994-2000年间，国产铁矿石从2.5亿吨下降2.1亿吨.

　　金岭铁矿经营部一位负责人回忆，“金岭铁矿虽然生产的铁矿石品位在60%之上，是国内平均铁矿品位的一倍，但在2002年之前的许多年内，卖铁矿石给钢厂时，多是先发货后付钱，致使很多货款不能如期收回，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正常保证，期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职工下岗。”

　　在此背景下，国外铁矿石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开发自然也很艰难。

　　“那时，找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在钢厂之间牵线搭桥成为国外供应商采用的重要方法。”李新创回忆，原冶金部和物资部的一些工作人员最早开始了和国外供应商打交道的经历，后来其中的许多人下海成为目前的铁矿石贸易商。

　　其中原冶金部部长吕东的外孙女陈宁宁的成就最为辉煌。1994年，获纽约工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陈宁宁在美国某金融集团任职基金经理期间，因业务关系结识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一的淡水河谷公司高层。当年，淡水河谷公司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次年1995年，陈宁宁与其母吕慧二人在香港成立嘉鑫控股集团，注册资本为2250万美元，各持股50%，主要从事矿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而最初的业务开展并不顺利，嘉鑫控股的一位业务经理介绍，“为了笼络中国钢企购买铁矿，国外铁矿石供应商除了给回扣，还有按购买量给一定比例的返利，甚至还会主动送给中国钢企一些矿山的股份，但往往被许多钢企因担心承担亏损而拒绝。”

　　1990年，力拓公司为了对中国市场有所突破，和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中钢集团，合资开采位于澳大利亚的恰那铁矿。中钢集团投资1.2亿澳元，占有股权40%。力拓公司占有股权60%。当时应力拓公司要求，恰那生产能力1000万吨/年，均由中国包销。

　　“中方当时是因为国家给政策和投资，才愿意合作。很多人没想到当时招致很多非议的项目，如今成为中国铁矿石战略中少有的几个亮点之一。”李新创说。“全球最大的吸铁石”

　　转折发生在2002年。

　　2002年5月29日，淡水河谷公司和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达成欧洲市场2002年新的铁矿石价格协议，其中精矿价格下降2.4%，球团价格下降5.47%。在此之后，5月31日，日本新日铁和川崎钢铁公司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就粉矿和块矿新价格达成协议。

　　此次价格谈判长达近半年的时间。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日本和欧洲钢铁企业表示，由于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因此要求铁矿石价格下调。而铁矿石供应商声称，铁矿石价格应合理上涨，因为，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创历史新高。

　　而这归功于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大幅上扬。

　　2002年，宝钢的年产量已从建厂设计时的600万吨增加到2000多万吨。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铁矿石进口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增长。据统计，2002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15亿吨，接近当时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日本。2003年达到1.48亿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占到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27%左右。至此被称为“全球最大吸铁石”。

　　而事实上，相较日本和欧洲，2001年和2002年中国铁矿石FOB进口价格已分别增加8%和9%。

　　2003年11月，新一轮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再次举行，彼时，国际铁矿石供应巨头已经公开宣称:不论买家说什么，2003年的铁矿石价格必涨无疑。其理由是:中国铁矿石需求强劲。最终供需双方以矿价上涨8.9%达成新一年的价格协议。

　　根据中国钢协的统计数据，2000年我国粗钢产量1.285亿吨，2005年上升到3.493亿吨，五年间产量提高171.83%。同期，全球粗钢年产量增长的78.6%来自中国。200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997万吨，2005年增加到2.75亿吨，五年间年进口量增加2.05亿吨，增长2.93倍。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大钢铁企业取得了进出口经营权，开始自主进口铁矿石。1990年代中期，地方中小钢铁企业也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但铁矿石的国际贸易具有专业性强、市场波动频繁、供货不稳定的特点，对买方的风险极大。为此，一部分中小钢厂，特别是大部分小钢铁企业均采用委托贸易商代理进口铁矿。部分有直购协议的大型钢铁企业也委托一些信誉良好的贸易商代理进口铁矿，确保铁矿供给的稳定。

　　在这段时期，中国进口铁矿石贸易发展迅速，嘉鑫控股的业务和资产也迅速膨胀，1995年嘉鑫2250万美元创业，截至2003年9月，嘉鑫控股净资产达到5.43亿美元。2004年陈宁宁母女以64亿元的身价挤进胡润富豪榜的前十名。

　　上述嘉鑫控股的业务经理说，2000年之后，公司的业务已是应接不暇，不仅以前有合作的钢企不断要求增加定单，同时还有大量的新客户主动找上门来。

　　据嘉鑫控股网站介绍，目前嘉鑫控股集团进口铁矿石贸易量占据国内进口铁矿石贸易量的十分之一，包钢、韶钢等国内主要钢铁企业都是其客户。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最新完成的论证表明，2010年世界海运铁矿石需求量达到9.45亿吨，比2005年增加2.79亿吨;其中中国进口铁矿石5.24亿吨，占需求量的56%，比2005年增加2.49亿吨，占未来增量的89%。对外进口铁矿石依赖度进一步提高。三对多的“战争”

　　2004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开始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

　　而在之前的2001至2003年期间，世界钢铁业极度低迷，许多铁矿石企业经营困难难以为继。纷纷走上整合之路。最终形成淡水河谷公司、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三家铁矿石巨头垄断市场的局面。

　　根据目前的谈判机制，卖方以上述三大铁矿石巨头为代表，买方则是日本钢铁企业以新日铁为代表，欧盟钢铁企业以阿塞洛为代表，中国钢铁企业以宝钢为代表，形成供方三家、买方三家的三对三谈判，形成的每年一次的长期供货合同价格谈判机制。在谈判过程中，当一家钢铁企业与一家供矿企业达成价格协议并对外公布后，一般情况下其他企业均跟随定价。

　　虽然形式上是三对三，但实际双方实力和规模并不对等。

　　其中，淡水河谷公司的保有铁矿储量40亿吨;力拓保有储量是21亿吨;必和必拓公司的保有储量约29亿吨，并另有未开发的C采区保有储量45亿吨。2005年，世界铁矿石海上贸易量达到6.36亿吨，三巨头分别占了38%、25%和18%，其他22%的份额被较小的公司瓜分。

　　据统计，在2010年以前，预计全世界(不含中国)的铁矿石投资136亿美元，形成铁矿石生产能力2.7亿吨。其中三巨头投资108亿美元，形成生产能力1.92亿吨。2010年铁矿石供应量将达到9.38亿吨，比2005年增加2.67亿吨，其中三巨头占供应增量的78%，占铁矿石海运贸易量比重达到74%。

　　显然，因为高度集中，更容易在谈判中达成默契，往往三巨头都以一个声音出现。2006在铁矿石谈判中，必和必拓和力拓曾经围绕10%至15%的涨幅与中方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讨论。但自从淡水河谷公司公开报出了24.6%的涨幅，两家澳洲公司就不再继续此前的讨价还价了。

　　另一方面，目前全球前10大钢厂只占世界产量的25%。上述主要的钢铁谈判企业产能份额低，不具代表性，很难真正结盟。虽名义上仍是三对三的谈判，而实际上则是三(供方)对多(需方)的谈判。

　　2006年的谈判开始双方分歧较大，需方统一的口径是价格上涨约10%左右。而当5月15日，淡水河谷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达成涨价19%的协议后，需方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接受了。

　　我国钢铁集中度更低，2004年前15家钢铁企业钢产量仅为全国钢产量的45%，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数量多达870家以上。2001年，中国从事铁矿石进口贸易的公司有173家，2003年增加到268家，到2004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变成了523家。

　　徐向春介绍，目前国内做铁矿石贸易的主要分三类:一个是纯粹的进口商，自己没有钢铁企业，只是作铁矿石贸易，比如中钢集团，每年的进口量就大约有1000万吨;二是国内的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他们往往利用和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地位，在满足自用的情况下，还会额外多进口一些铁矿石，获取贸易利润。如有其中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去年的铁矿石贸易量达到了700万吨左右，纯利润至少10亿元;三就是一些小的贸易商，进口后寻找国内买家

　　而国际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因价格统一，并不愿意面对中国众多的中小钢企。只有宝钢等大型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企业签订长期协议，其余只能按高出其他两家长期合同定价近一倍的现货价从三大矿石供应商以外的印度市场购买。这就形成目前国内市场协议矿价和贸易矿价两种体系。

　　据钢协统计，2004年从事印度铁矿石进口的企业达到了263家，共进口印度铁矿石5017万吨，占其出口总量的70%，平均每家企业进口量不足20万吨。海关资料显示，2004年澳大利亚矿石的到岸价格为42.8美元，巴西矿石为62.3美元，而同期印度矿石平均到岸价格为78美元，分别比前两处产地高出了46.9%和22.8%。2006年中国预计进口3.2亿-3.3亿吨铁矿石，其中只有40%为长期合同。

　　而国际上主要产钢国的产业集中度远高于中国:在日本，新日铁等4家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的73.3%;韩国则由浦项集团等2家企业包办了该国钢产量82%。与中国不同，这些钢企相对集中的国家，钢铁企业基本都可以拿到协议矿。

　　“因为大量的高价现货交易存在，使得三大铁矿石商有足够的理由提高价格。”李新创总结说。 每年多花数十亿美元

　　认识到中国铁矿石市场混乱带来的巨大损失，从2005年开始，钢协开始规范铁矿石进口资质。

　　2006年12月28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在京联合颁发了《2007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下称《标准》)、《关于推进铁矿石进口代理制的意见》两个文件，规定:“2005年度按海关统计进口铁矿石总量在70万吨以上的企业，可以独立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自营进口量在30万-70万吨之间的企业通过自行组合达到合并进口数量70万吨及以上的，可以合并申请一个进口资质。”

　　此前的2005年5月，有进口资质企业已经由500家缩减至118家，《标准》将于2007年2月1日开始实行，如按新标准，届时，大约只有90家钢铁企业和贸易公司有进口资质。

　　但实际情况是，“蛇有蛇道”，缺乏进口资质的铁矿石进口商还是能用一些手法规避这一规定。

　　金岭铁矿控股的铁鹰钢铁公司年产钢铁70万吨，因整顿失去进口资质。“这其实对我们并没有影响。”上述金岭经营部负责人说，目前仍是自己和国外铁矿石供应谈，谈定后，只是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办一下进口手续，花一点手续费罢了。

　　据其介绍，由于以前在国内累积了一定数量的“忠诚客户”，同时也拥有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的稳定的渠道，因此许多中小铁矿石贸易商开始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海外离岸公司。他们会在从国外拿货后，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然后再卖给钢厂。

　　作为规范的一部分，2005年，上海宝钢集团被中国钢铁企业协会指定矿石谈判中国方面的唯一代表，以期实现中国钢铁企业用一个声音讲话。

　　但是，这种安排在李新创看来，“只解决表面形式问题，其他钢企和贸易商未必会认同和配合这种模式。因为，对大多大型钢企而言不像宝钢有较多国外矿山的资源，进口铁矿石占原料成本比重不同，且与宝钢存在竞争关系，众多小的钢企根本拿不到协议矿，谈定的协议矿价格事实上和它没有直接关系，而贸易商关心的不是价格涨幅，而是他们从中可赚取的差价。”

　　相比日本及欧洲钢企，国内钢企还要多承担运费成本。

　　据钢协统计数据，2004年我国进口铁矿石2.08亿吨，平均每吨进口矿到岸价为61.09美元，扣除进口2000万吨球团矿，未烧结矿平均到岸价为57.9美元/吨。同期日本进口铁矿石1.35亿吨，其进口矿平均到岸价为29.48美元/吨。

　　按日本进口矿到岸价核算，2004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多花了65亿美元。其中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3个国家进口铁矿石多花了43亿美元。而我国铁矿石卸货港距进口国装货港之间的航运距离与日本相近。

　　对此，徐向春分析主要有4个原因是:一、国际上钢铁企业采取联合采购方式，日本去年进口的13亿多吨铁矿石，主要由不到10家钢企和贸易商承担;二、权益进口矿(境外开矿获得的矿石)和长期合同贸易额度大，现货贸易额度小。日本铁矿石现货贸易量只占总进口量的10%左右;三、租船也采用长期合同(COA)方式，海运费低，平均每吨海运费为7美元;四、运距较短的澳大利亚矿石进口比重大，占总进口量的68%。

　　而我国目前矿石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几乎没有权益矿，实际参与进口有500家左右，现货占有60%，租船以短期或临时性为主。在这种巨大的差别下，中国每年多支出几十亿美元的买矿成本就不足为奇了。海外购矿之路

　　对于目前中国面临的铁矿石进口问题，李新创介绍说，这其实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末面临的情况如出一辙。而日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外乎两个:产业兼并整合做大规模和降低“三巨头”外来进口铁矿石比重。李新创认为，中国钢厂数目众多，且分属各地方政府，受行政力量影响较大，行业兼并整合难度较大。目前最当务之急就是降低“三巨头”进口比重。

　　目前来看，降低“三巨头”进口比重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国内产量，二是海外购矿。

　　对于增加国内产量，上述金岭铁矿经营部负责人并不看好，“国内矿山平均品位约为30%，只有进口的一半，冼选难度大且成本高，平均开采成本约为300—400元/吨，是进口铁矿石离岸成本的5—7倍。盲目开采除了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

　　国产铁矿石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大矿小开、一矿多开”。

　　据本刊了解，攀钢后备矿山的白马铁矿，属于国家规划矿区，目前尚未开发，但其附近已建起7家小选厂，群采滥挖，只采38%以上的资源，采1吨矿石约要浪费6-7吨资源。河北省邯邢西石门铁矿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民采矿井240多条，其中有证矿井只有40条，无证矿井多达200多条。

　　铁矿石总产量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的河北省冶金矿山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告诉《证券市场周刊》，目前河北省共有铁矿采选企业3000多家，其中集体、个体采矿企业占98%，其生产能力占全省总生产能力的80%以上，矿山回采率只有50%，有的矿山回采率不到3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截至2004年底，世界铁矿石储量为1600亿吨，储量基础为3700亿吨。铁矿资源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印度、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而我国全国查明铁矿石储量基础约500亿吨，但人均占有量很低，且品位为世界铁矿石平均品位的一半。

　　李新创说，“打破‘三巨头’的垄断之道，当务之急是走出国门，到国外开矿。”事实上，二十年来，中国的许多企业已经在这方面不断努力(见表)。截止到2005年末，我国境外开矿规约4550万吨，占进口矿中比例约21%。

　　李新创认为，最理想的配比是，境外开矿在进口矿中所占比重增加到50%以上，这样国内自产矿石与国外投资开采矿石量的总和将达到国内铁矿石需求总量的70%以上。

　　“真正实施起来，同样有很大难度，需要管理层和整个业界达成共识，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但目前显然还不是这样。”李新创指着2002年由冶金规划院完成的《中国钢企海外购矿发展战略规划》无耐地表示，目前只是在尝试性阶段，仍没有实质性实施。

　　背景

　　铁矿石的利益天平

　　当前国际铁矿石的价格谈判机制始于1981年。矿价谈判实质是,铁矿石供应商与钢铁企业如何平等分摊钢铁产业链的利润。钢铁业萧条时,矿价下跌;钢铁业兴旺时,矿价上涨。

　　但现实情况是，铁矿业与钢铁业并不能平等分享全球钢铁市场繁荣的“红利”。2002年至2005年期间,铁矿价格突破徘徊十多年的16-20美元/吨的价位区间,一路上涨，到2006年已经达到45美元/吨。

　　相比铁矿石价格,钢材涨幅小得多。当前的价格与1999年1月份相比较,铁矿石涨价已达256%,而钢材价格只上涨了156%。

　　据海外研究机构对世界主要铁矿公司生产成本分析,2002年,国外主要矿业公司铁矿平均离岸成本8.5美元/吨,其中,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成本最低,平均离岸成本为6-8美元/吨。

　　低廉的成本,居高不下的铁矿石价格,成就了国际铁矿业滚滚而来的利润。据力拓公司公布的数据,2002年铁矿石产量9095万吨,铁矿石净利润4.58亿美元,2005年铁矿石产量12449万吨,铁矿石净利润17.22亿美元。同2002年相比,产量增长36.88%,铁矿价格上涨121.67%,净利润增长达276%,这说明其利润增长绝大部分来源于铁矿石涨价。力拓公司2005年销售净利润率达到了31.33%。

　　2006年11月8日,淡水河谷公司发表的财务报告显示,由于市场需求旺盛,铁矿石价格上涨,该公司第三季度的利润同比大涨了近47%。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三季度的利润约为19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仅为13亿美元。同期,该公司销售收入增长了近29%,由上年同期的约43亿美元增长至约55亿美元。

　　而同期宝钢股份(600019)第三季度的利润同比下降13%。董事会解释原因为,“铁矿石大幅度涨价加大了钢铁及下游行业的压力,公司成本压力增大。

　　那些拿不到协议矿的钢企,除了付出更多的矿石成本,由于缺少长期协议的约束,零买零卖的印度铁矿石在品质上也很难获得保障。

　　山东金岭铁矿经营部负责人对《证券市场周刊》说:“买印度铁矿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价格,而是质量问题。常常会出现品位低、水分和杂质含量的高,对炼炉影响很大。”

　　江苏南通检验检疫部门统计结果显示,2006年上半年南通口岸进口铁矿38批,其中不合格货单高达24批,占不合格总量54.1%,涉及金额1.02亿美元。可见大规模进口的铁矿石品质良莠不齐的情况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