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中国通胀取决于全球经济变化

　　中美PPI高度同步说明，研判中国的通货膨胀 ，必须考察全球经济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宏观层面的绝对价格水平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由于人民币汇率锁定于美元汇率，中国也“进口”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公信力。

　　从1980年至今的中国和美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很容易看出，199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95年以前，两个价格指数并不是特别相关；而1996年以后，两个价格指数表现出高度的同步趋势。我们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当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1994年中国统一了汇率；二是1996年中国放开了经常账户。在高度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高度开放的贸易体系下，根据简单的“一价定律”，中美两国贸易品价格同步波动就很好理解。

　　中国PPI取决于全球因素

　　中美PPI的高度同步，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研判中国的通货膨胀，至少中国贸易品的通货膨胀，必须放在全球经济供求平衡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松紧状况的背景下。如果说中国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能够对中国贸易品价格走向产生方向性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也必须能影响全球贸易品的供求平衡。而有很强的证据显示，对于PPI这种包含上万种商品的总体价格指数而言，在绝大多数条件下，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价格接受者，不具有影响价格变化方向的能力。所以，除非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来配合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单纯指望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控制中国PPI走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

　　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这三个经济体的PPI同步化趋势也很突出，但是同步程度明显弱于中美两国。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欧元与日元汇率高度浮动，浮动汇率干扰了价格形成过程，使这三个经济体的PPI即使在趋势上保持一致，在程度上也会存在某种差异。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验证，即以各国工业品产量为权重，将上述三个经济体的PPI加权，计算出一个综合价格指数(此指数应该已经剔除了汇率影响)，然后计算美国PPI与这个综合价格指数的差异。数据显示，这个差异与美元汇率的变化相当一致。

　　OECD工业波动带动美国PPI波动，从而带动中国PPI波动

　　美国的PPI也是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形成的，其驱动因素大致分为三个：石油或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变化、OECD工业增长率的波动以及美元汇率变化。其中OECD工业增长率的波动是最为主导性的因素。也就是说，OECD工业的波动带动了美国PPI的波动，从而带动了中国PPI的波动。

　　各时期的经济表现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1999年，人们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测都比较悲观，但是2000年的经济形势，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率，都比预期好得多。原因在于，1999-2000年间，OECD工业增长突然加速，月增长率曾一度高达6%以上，远远超出不到3%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与此对应，美国PPI在1999年触底后2000年快速爬升，由此带动中国PPI的上升，从而使中国出口增加、企业利润恢复、固定资产投资 反弹甚至消费增长。2001年，随着网络泡沫破裂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收缩，OECD工业增长率下滑至负值区间；与此对应，美国与全球PPI急速下跌，影响了中国PPI和贸易、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

　　从2002年底到2004年，OECD工业增长逐渐恢复并稳步爬升。美国PPI总体上也维持了逐步上升的趋势。期间发生了伊拉克战争，由此导致的石油价格冲击对OECD工业恢复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当时国内对PPI下降的解释是SARS的影响，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在此期间OECD工业增长的波动。从2004年4季度一直到今年4月份，中美的PPI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大幅萎缩，同样是因为期间OECD工业增长出现了较明显的下滑。

　　汇率政策是决定中国总体价格水平及通货膨胀表现的基础

　　中国GDP平减指数(该平减指数在趋势与拐点上与PPI高度一致)和我们所能收集到的中国CPI-食品价格指数相比，在趋势与拐点上高度一致(图2)。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因为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并未从美国进口大量食品，那么为什么中国CPI-食品价格不是受中国农业政策、粮食丰歉等因素影响，而是同美国和中国的PPI、同全球经济“冷暖”一起波动呢？

　　微观经济学里的瓦尔拉斯定律告诉我们，微观层面的供求关系只能确定商品间的相对价格，而绝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化只能在宏观层面决定。我们认为，宏观层面上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依赖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名义锚”。对主要经济体而言，这个“名义锚”指的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中央银行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包括法律授予的独立性，能够获得货币政策的公信力，那么通货膨胀预期很难嵌入经济主体的定价行为之中。要获得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至少有两种办法：一是像日本银行或英格兰银行那样，直接将中央银行独立出来；二是固定汇率，例如在欧元启动前意大利与法国将本国货币与德国马克挂钩。

　　从实际数据以及朴素的经济直觉来看，中国经济的“名义锚”实际上也是汇率。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央行非常成功地将人民币汇率锁定于美元汇率，所以中国也“进口”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中国食品价格指数随着PPI一起涨落，就像股票市场中每一次“牛市”行情都有一个“领涨”板块：“领涨”板块由于重组或者利润恢复等原因而上涨，使其他股票变得相对便宜，从而也随之上涨。中国贸易品占产出的比重非常高，远远高于日本、西欧以及美国的贸易品占产出的比重，因此贸易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适用性非常强。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可以解释：OECD工业增长波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PPI波动，美国PPI波动决定了中国PPI波动，中国PPI波动决定中国CPI乃至中国粮食、食品价格指数的波动，进而决定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通货膨胀表现。

　　通货膨胀成因启示中国宏微观经济前景

　　尽管2005年全球工业增长明显减缓，中国的外部需求萎缩，但中国的贸易顺差仍显著增长，这说明，2005年巨大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国内供给能力的释放。今年这一释放过程仍未结束，而自2005年4季度以来OECD工业增长率又出现了恢复态势，这会带动中国的出口上升，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加大。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的贸易顺差可谓“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数据表明，全球经济增长对国内价格的拉动作用，已经不仅体现于钢材、电解铝和水泥价格，也已经比较明显地反映于中国的PPI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通货膨胀可能在某些时候或地点与中国国内的供求平衡有微弱联系，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国内价格水平与国内的供求平衡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这就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率可以非常高，但通货膨胀率却很低(如2005年至今的情况)；也可以经济增长率很低但通货膨胀却上升很快(如2000年时的情况)。

　　观察今年以来中国与全球钢材产量的情况发现，尽管今年全球钢材需求显著增长并拉动了全球钢材指数上涨，但全球钢材新增产量的76%来自中国。尽管中国占全球新增产量如此大，但全球工业仅略微增长(今年全球工业增长并不算特别强)就已将全球及中国钢材指数抬高，这意味着考察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时，必须将其置于全球经济供求平衡的背景下，而不能将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对待。有比较明显的微观层面的证据表明，中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产能向中国转移的结果。这一点在电解铝行业尤其明显。去年乃至更早一些时候，中国电解铝全行业亏损，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但去年下半年形势突然发生逆转。这主要是因为出口大量增长，欧洲的电解铝厂在关闭。从封闭经济角度考虑，中国电解铝产能似乎不合理，但如果置于全球经济供求平衡及全球生产过程转移这一大背景下，至少现在看来，在全球工业能实现合理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产能过剩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