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贾林男
今年的两会 ,“民生”问题被摆在首要的突出位置。无论是住房、看病还是上学、买火车票,都反映了胡锦涛总书记“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执政思路,“和谐社会 ”正被空前热议。
但和谐社会的根本落脚点在哪儿?当然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和谐,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环境发展的和谐,而笔者要指出,和谐社会的本质还在于人于人之间、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和谐。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共识,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的问题。
而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在两会上受到的重视显然不够。在全国政协委员之中,来自海南的童石军委员提出了“建立县、市、省三级心理危机干预与预警机制的建议案”,来自天津的张元龙委员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倡议。与那些现实问题相比,这些关乎人们内心、关乎社会文化精神的讨论都应者寥寥。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物质主义的时代,它既提供了我们实现各种欲望的机会,而伴随而来的失眠、焦虑、离婚率的猛增、幸福感的降低———又让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空虚。财富这个现实事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惟一的图腾,具有无可辩驳的惟一合法性。每个人都别否认,我们每个人都表面风光,而在内心成为现实事务的俘虏。
于是,我特别想重温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人精神状态的观察:“一心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永远是显得迫不及待的,因为他们寻求、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是有限的。一想到光阴荏苒,人生短促,他们就快马加鞭。即使他们手里已经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要时时刻刻向往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美好的东西,惟恐死神来临,使他们来不及享用。这种想法使他们焦急、恐惧和懊丧,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处于不安状态……如果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向往很高,则他必然容易产生失望”。
这同样适合描述当下的中国人。托克维尔认为,物质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精神的危险病症。“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生产发展。”
中国曾吃过虚无主义的苦,因此对于“形而上”的东西有着特别的警惕,于是专注于创造物质财富。然而两者一定是难以调和的吗?(10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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