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学术演讲: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制度框架

　　3月8日下午1：00-3：30，中国人民大学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举行新成立的“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揭牌典礼暨斯蒂格利茨名誉博士授予仪式。图为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讲。 　　

图：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

　　斯蒂格利茨：我要借此谈一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型，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不断得用新的策略和政策，也有很好的适应性。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模型。今天下午我要借此向大家介绍这个新模型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它是如何运作的。

　　这个模型中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要来介绍一下。一个是对于不平等方面的越来越多的担忧，在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市之内的不平等现象。

　　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很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光是增加GDP，而是持续的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应该是环境上持续的，在社会上也要可持续，也就是要缩小我们前面所说的收入差距。标准GDP的横行对社会福利的衡量是不准确的，它是重要的衡量，但过份强调GDP会忽略了其它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越来越多的衡量方式要强调绿色GDP和中值的收入，GDP没有衡量收入的合理分配，比如在美国GDP一直在增长，但是它的中值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现在联合国提倡的GDP衡量指标叫做人文衡量法，如果用新的这种指标衡量美国排在第十位，而北欧的一些国家排在最前列。

　　中国的和谐建设正在强调社会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新的经济是以这样一些事实为基础的。人们曾经认为如果整体经济提高了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受益，但实际上他们的受益是不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细水长流的经济，但这种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型。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高的增长也不能保障就业的增长，原因是因为生产率的增长会超过需求的增长。所以它会对于富有的国家有利，而对穷国不利。再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展趋向对环境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会对环境造成压力，在这个阶段对于环境和资源有很大的需求，在下一阶段随着工业的再发展就进入了知识增长阶段，这时候对环境的需求减少了。比如现在的美国2/3在服务行业就业，而这些行业对环境的需求是比较小的，正像大家知道的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房产建设、公路建设等等，这些都会对环境增加很大压力。如果中国模仿现在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这将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另一个事实是，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另一个是这种高的出口增长在工业国家受到了政治的阻力，中国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因此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储备，中国有理有保持这种储备，这样能够预防国际市场的波动，如今中国的储备已经足够应对各种应急的情况。

　　所有这些事实都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策略，今天下午我着重讲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如何从出口导向解放出来。首先解释为什么出口能够导致增长，为什么现在需要改变。出口之所以对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有四个原因。

　　第一，出口提供了技术提高的基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别不仅在于资源，还在于知识和创新的主意。出口会使大家找到缩短这种区别的方法，包括增加提高教育、增进技术投资，但是与经济结构也是有关系的。知识的传播通过工业部门传播会比较快，比如像农业部门一样来传播，许多的工业部门技术是从西方国家传播过来的。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列举。但我想强调的是新思想的重要性。

　　出口工业还帮助中国采纳了西方标准和创造自己的标准。另外，出口能够使得竞争强调，而竞争强调就增长了效力。 另一个原因比较难解释，但简单的说就是增长能力超出了国内消费的能力。通过出口，工业就不用担心国内的需求不足。国内消费能力提高需要金融体系来提供贷款然后得到补偿，当然贷款是容易的，问题是如何收回贷款，金融机制很难有办法分清楚谁是可以由能力偿还的，谁是不能的。

　　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口仍然很重要，而更广泛的金融体制正在产生，这种体制就能够提供更多的消费基础，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别已经减少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学会了如何学习，并创造了自己的创新体制，这种新的创新体制就是“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强调之一，中国已经显示了能够创造生动的国内竞争环境，需要采纳并且实施强有力的竞争法，会有一些强有力者获得垄断和寡头地位。

　　前面我讲了出口成功的重要性，现在我讲为什么现在出口不是那么重要了，旧的体制就像一个卖主借贷，就是把物品卖给工业国，而事实上又把钱借给他们来购买我们的物品，问题在于在国内有这么多需求的时候为什么要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去让他们消费到他们不能承受的水平？所以要推进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当然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了，就会更少的依赖于出口，所以下面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提倡消费。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全世界都很羡慕的，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储蓄率达到了40%，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但高储蓄低消费又意味着更多的依赖出口，这就叫做过度的储蓄，要理解过度储蓄首先要理解中国的过度软弱的社会保险网，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少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甚至一些中收入国家，提供更强的社会安全网将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一点对于农村特别重要。

　　另一个提高消费的方式是要改进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需要继续加强，但有一个要警惕的是剥削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不好的《破产法》会对社会有害的。

　　在投资方面我想要指出的是现在更要强调的不是投资水平，而是它的有效配置。现在最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短期的冒险行为，他们是出于个人短期收入的目的，特别是一些为了增加自己收入的地方政府，这种短期行为造成了坏的投资形式，这些都是为了他们的地方就业。我们今天要说明的是过去中国成功的出口业现在应该可以改变了，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转移到以推动国内需求的经济。

　　第二个模型的组成部分就是技术创新，要强调的是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要强调建立独立的创新体制。西方的创新模式过多的强调降低劳动的投入，过少的强调对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劳动主要被视为生产的成本，也就是说太多的努力都放在减少对劳动的成本上，假定生产率增长5%，而产值增长多于5%才能正好保持就业的增长。对于社会来说失业是个问题，但是对一些企业界来说高的失业率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压低工资。我认为就业对于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分配上。降低对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会对企业有利，但是会增进社会的不平等。西方的技术创新过多的注意减少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没有足够注意到减少对环境的需求。因为环境的投入没有被给予适当的价值，比如说地下水的使用就没有很好的得到市场价格，结果世界的很多地方地下水位已经过低，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农产品的生长，需要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地球不断升温。大量的科学证明这个世界的温度在越来越高，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研究了这些科学证据，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估计升温的速度，比如说我们没有估计到极地冰的程度。你们也许已经知道，在60几年以内极地的冰的水平就要消失了。就是一个我们公民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有区别的一个例子。

　　去年1月我在一个很多企业领导人集会的地方，当人们提到全球变暖的紧迫问题时，有些企业人士很高兴的说那就意味这有更多的油被挖掘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减少碳的排放，碳税会增进这种排放的激励，减少全球变暖的速度，把税收到坏的物品上比放在好的物品上，比如工作和储蓄收税更合理。现在的税收强调在工作和储蓄上，应该从此转移到向污染环境的这些行为上。这种举措又会形成国际全球的协定，来推动一个起动作用，“京都协议”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起动作用，京都协议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为基础，要把排放程度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这个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待发达国家是有区别的。但是没有提出一个减少排放的总原则，所以我认为“京都协议”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碳税将提供这样一个变通方法，政府在指导创新上能够起重要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市场激励和社会的收益是有区别的，因为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社会成本，比如环境和就业。第二个原因是创新的社会收益是使得它比本来要达到的速度来得快，而私人的收益是它从其中所积累的垄断租金。

　　创新是内生的，在创新水平和方向上政策都可以对此进行影响，比如说可以鼓励这样的创新，使得在最高的技术前沿水平上生产。需要平衡减少环境输入和增加其它的投入。一个与中国相反的例子是在美国零售的创新强调了节约劳动力，但是对土地损失很大。

　　这个新模式有很多的含义，今天下午我只能举两个例子，我要讲的是城市的改革和信息。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进行，但是住在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其它工业国家。想象一下，中国和西方工业国走同样的道路，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口比例住在城市。因此城市的设计对于很多的人的生活质量将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城市的交通、城市的公园等等。这些生活质量因素在GDP里是没有得到衡量的，比如说交通拥挤和花的时间在GDP里没有得到反映，GDP也没有衡量温室效应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成本，还有城市生活的很多好处在GDP里没有得到衡量。比如说在美国半个世纪前修建的公路网络对现在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虽然中国政府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在这方面的计划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因素通过市场本身他们会忽略外部性，而市场和某些官员都会有不正常的激励，会对这方面取得影响，而市场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严重的协调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创新机制。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结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更具有创新的市场经济。西方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严重。比如说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放在广告上，而更少的资金放在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放在挽救性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健康的药品上。

　　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垄断者有垄断权，他们对垄断的创新有时间是起着压制的作用。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跟所有方面一样，“一刀切”的政策总是行不通的。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于美国，但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实际上美国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对美国也不是那么合适的，那么对中国就更不合适了。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工具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该更多的鼓励更加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使人们使用知识，并且更多的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完美的。比如说现有的知识产权总的来说是朝着过渡的专利化的倾向，因为专利化就把一个公共产品变成了私有化。

　　有许多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要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垄断。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个方面，但我想讲的是创新体制中的重要方面。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体制对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合适，国情不同、历史不同目标也有所不同，对所有产权制度都是如此，这包括知识产权。整个模式都需要进行改变，要强调这些产权的限制，责任和权力的平衡要适应国情历史和每一个国家的目标。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近已经讨论过需要好的会计系统，还要提倡鼓励信息公开，我曾经在书中谈到过以期权作为补偿的激励体制提供了扭曲的激励，现在的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不合适的激励来提供扭曲信息或者是部分隐瞒信息。实际上美国与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造成的。这向我们强调了多重渠道的重要性。生动的有责任的媒体在这其中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它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应该被给予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利，国际上都日益认识到通过自由信息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再谈一谈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他的转型期间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部分使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我们对河岸那边已经看的更清楚了。市场经济有许多形势，比如日本形势，欧洲大陆形势，北欧形势美国的形势和英国的形势，各种市场形势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形势被有些人推崇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形势事实上是非常极端的，在任何其它市场里没有真正的被采取。比如美国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私有化，这得到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拥有产权者要尽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他所选择的方式是可以非常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

　　我想这样来结束我的演讲，即使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他的国情和价值相一致的经济的话，也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模式，我今天是试图给这种新的模式提供一些经济基础，我认为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为提高中国人下面几十年的经济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