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承诺何时兑现

　　■本报记者木佳

　　朱霞在北京当保姆已有3年了。第一次看见她时，真不会想到她是保姆。她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看上去像个大学生。

　　朱霞是甘肃人，初中毕业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但由于家里供不起她上高中，只好辍学。

　　据朱霞的雇主介绍说，她之所以能让朱霞在自己家里干了3年，并不是她的家务活干的好，而是因为朱霞的文化知识特别丰富，尤其是数学很棒，辅导孩子的作业没有任何问题。

　　当记者问起朱霞为什么要当保姆时，她说，当保姆会有时间看书学习，当然也是为了给自己有朝一日能复学挣学费。

　　然而，3年过去了，朱霞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因为她已经21岁了，在农村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说，看样子，她也很难逃脱大多数农村女孩的命运，春节过后，就要回甘肃老家相亲结婚了，因为家里天天打电话催她回家。

　　朱霞的故事让人不禁会想起那句古往今来的至理名言：知识改变命运。然而，这句名言却没有在朱霞身上奏效。那么，是谁改变了她的命运？在此，我们不能不质疑中国近20年来的教育改革。因为，朱霞的故事绝不是一个特例。

　　教育公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与此前很不相同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惟一不变的是教育的贫困。它成为一个致命的诱因，使教育变革走上被称为“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或者“教育产业化”的路径。在市场化和经济利益的拉动下，教育公平的问题变得格外扑朔迷离。

　　北京民进市委秘书长、市政协委员蒋国华认为，其实，现在应该是教育最公平的时期。解放初期我们国家才有几个人能上大学？但为什么我们的民众却感觉不到？蒋国华说，主要是教育制度有问题。就教育改革而言，教育变革首先是以解决教育经费短缺为核心。无论是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两基”达标，还是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高校投资体制多元化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现实出发，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的。各级教育在数量和培养规模上的扩大，尤其是高校大规模扩招，构成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线。

　　与解决短缺的主要任务相结合，社会和个人为寻求回报而对教育投资，教育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社会投资，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长却很缓慢，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在20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承诺。而非常遗憾的是，不仅政府教育投入要在上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承诺没有实现，而且新世纪的头7年又过去了，今天政府教育投入离占GDP“4％的承诺”依然相去甚远。

　　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育制度改革又没有把教育公平视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各种名义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

　　由此看来，政策、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而政府作为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体，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穷，而是对教育的认识和态度有问题。在有问题的教育政策指导下，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嫌贫爱富”了。

　　教育产业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资金不足，同时，也成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制度渊源。当政府对教育投资的不足、对学校的“放权”与学校自身的“谋生”相联系时，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产业化”倾向就难以避免，而教育要不要产业化则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问题。

　　蒋国华认为，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政府早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是靠政府完全包干下来的，包括财力雄厚的美国。

　　对我国来说，国情更是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发展教育产业。人们常说，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应当是“大国办穷教育”。由此两者之缘故，一方面是政府在教育投入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教育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对自己已经具备的产业能力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致使教育办得越来越穷。中国教育发展既受国家财政的支持又受其制约。因此，中国教育要举“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同时走出经费投入的困境，只有走教育经济体制创新———发展教育产业之路。发展教育产业的实质，就是教育经济体制必须主动适应早已走在前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如果再低估除政府以外的个人、家庭、企业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我们就是犯了墨守陈规的错误。

　　据了解，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贷款已达到了，有关人士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办高校银行贷款总额已达4500亿－5000亿元。谁来为此买单？政府不买单，学校就得买单。可学校靠什么来创收？主要对象就是学生。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对此“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玩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不在制度上做安排，从而导致一些学校乱收费，使许多老百姓感到读不起书了，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分类放权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教育公平、教育是否要产业化并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问题，实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改革要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政府要分清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哪些是直接管，哪些间接管。这本来是很简单的分类管理制度，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并没有看到清晰的制度安排，反而看到的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常见现象：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教育部应该按照教育产业的三个不同性质的部分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即：与国家最高利益密切的那部分教育，完全由国家办，如九年义务教育、公立大学等，要保证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的收入，学校不得有任何创收行为；第二种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关又市场失效的那部分，则由国家给予一定的资助；此外部分，应该完全由市场这“第三只手”去管理，国家作用在宏观政策调控，只有在必要时才给少量资助。

　　实行分类管理的核心是放权。交给市场的部分，政府不要干预太多，该自己管的部分不要把责任推给社会；不要有控制一切教育资源的制度取向，更不能有“权力留给自己，责任推给别人”的管理心态。分类放权的中心思想是管好自己该管的。

　　总之，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使“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宗旨得以实现；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有充分学习方式的选择权。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已明确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他说，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期待着与朱霞相似的命运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