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07年3月15日下午联合搜狐网在北京召开“消费和谐与企业社会责任高层论坛”，并同时推出中国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利益良好企业社会责任导则》。以下是现场的报道：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立平

　　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这样隆重而有意义的盛会。主要谈两点感想，第一点为什么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 为什么要和和谐消费有关的企业社会责任。第二个，如何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可能，特别是和谐消费成为可能。

　　刚才主持人和李教授都讲到生产和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个过程，特别在当今的时代，消费的问题是更加突出出来。可能和今天时代的特征有关系，先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

今天正处在一个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变。生活必需品时代我们很清楚，从80年代过来的朋友都有这种体会。夫妻俩个一个月100块钱收入，柴米油盐可能占了70、80块钱，那个时代是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时代。但是如果现在两口子每人三四千块钱，一个家庭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的收入，女同志都会说现在吃饭用不了多少钱，房子、汽车、高档电器还有其他的大宗服务比如说教育、医疗等等，这些用钱。这意味着今天正在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从个人的生活来说，原来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说这是很简单而且很好的事情，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一个社会能够真正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非常不容易，这个转型转得不好的话，就构成一场危机。

　　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这场危机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原来我们说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实际上不对，在那之前，在那之后，都没有那样的危机，肯定不是周期性，但是是生产过剩危机，这没错。现在问题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为什么发生30年代大萧条，就是因为西方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进不过去，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和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柴米油盐没有弹性，数量很多，单价很低，个人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但是买房子、汽车大不一样，所以他需要一种独特的消费方式，但是进不去。这样就构成了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大萧条，我个人有一个感觉，今天所处的时代，其实和西方30年代大萧条的前夜是非常相近的。《光荣与梦想》有很多关于大萧条的描述，和今天是非常地相近。经济繁荣得一塌糊涂，生产能力很强，但是购买力很差，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但是工资非常地低微，更重要的是今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西方都处在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前夜。西方大体来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面临这个转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转型。转到30年代之前，转不过来，就酿成了危机，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需求，大量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出来了，卖不出去。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看西方干了什么？他开始整个重构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包括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包括建立福利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花钱的事情，总得经济非常繁荣，政府手里的钱多得不得了，才能搞社会保障，其实大错特错。大萧条是1929年到1932年，但是美国福利国家基本框架的建立是1935年，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从经济大萧条走出来，因为你不搞社会保障，人家不买你耐用消费品。1935年还有一件事情，通过关于劳资关系的法案，规范劳资关系，同时加上工人运动，最后造成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培育了耐用消费品市场。

　　今天所熟悉的，所了解的西方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在30年代大萧条当中和之后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个制度当中反映了一系列的关系，比如说经济跟原来不一样了，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国民经济，就是经济的活动越来越不是一个个人和企业的孤立的行动，孤立的行为，而是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同时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主要是通过提供社会福利的方式来改变的，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基本契约。这种基本的契约说白了，你给我福利，我福利管。这是30年代大萧条之后非常重要的变化，同时也包括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员工，企业和消费者，企业和社区等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这个当中提出来的，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有一个耐用的市场，需要有一个耐用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这是今天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背景。

　　第二个问题，谈一谈如何使这种东西成为可能。有需求是一回事情，如何使它成为可能，是另外的事情。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宏观的逻辑和微观的逻辑不一致。一个事情在宏观层面来讲是一回事，从微观层面来讲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保护环境，就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讲，从整个地球角度来讲，中国总共只有一个蓝色的小球，是很有限的，资源不能过分使用，环境不能过分污染，从全球角度来讲是这个道理。但是到一个国家就不一样了，每个国家就想我只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尽量多用点，多发展点，反正不在乎这部分。讲和谐社会，说要调整利益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扭转政府的目标，全国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到了具体的省、市、县不见得是这个逻辑，这是今天很多问题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宏观的逻辑和微观的逻辑能够一致起来，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宏观的逻辑能够转变为一种微观的机制。比如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中，经常讲地方政府往往站在资方一边，当工人和资本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站在资方而不是工人这边。这个问题靠提倡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税制，只要税收是来自生产环节，地方政府一定会站在资方一边，因为只有资本才能带来生产。

　　但是如果说相当一部分税收来自消费环节，这个时候政府会关心什么问题？就会关心地方的购买力，关心老百姓的购买能力，会关心老百姓的收入，这时候劳资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宏观的逻辑能够转化为微观的机制。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之前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基本目标，企业的核心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温和的。经常在编造一个神话，说这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你做善事，最后对你挣钱是有好处的，但是问题是在具体的情景下，做这个事情不利于挣钱，我们需要从机制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能够有内在的动力，能够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今天讲的主题构建和谐消费积极的启动者，得有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说他的行为和企业的核心目标，核心的活动是分离的。只不过说，钱已经挣得比较多了，这个时候要做点善事，不能够编造这样的神话。

　　机制在什么地方，就今天这个问题谈两点：

　　第一，建立基础秩序。我觉得中国很多的问题更多的一件事情做不好，往往把原因归结到体制上，现在说一件事情为什么做不好，最通常的答案就是体制还不健全，还有漏洞，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完善体制。这话对不对，原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这么说，觉得说别的肯定会错，这么说肯定不会错，但是我要说80%可能是错的。因为现在很多的问题制度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体制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很多的问题是出在制度的基础上。腐败的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说腐败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腐败呢，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漏洞。

　　但是有人又比较，我们反腐败制度比西方国家其实还复杂，但是就是不起作用。我去年提出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腐败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可治理状态，比如官煤勾结，买官卖官，50万买一个县太爷，几十万，像官煤勾结当中也是如此。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治理状态，你发现都发现不了，现在腐败怎么发现？一个贪官被抓出来，供出了别人，拔出萝卜带出泥，要么小偷从他家偷出一堆存折来，要么是二奶造反了，把他揭露出来。

　　过去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是只有你知，怎么办？看起来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有一条，我们有一个规范而严格的现金管理。比如说你超过5千块钱的交易，必须得走支票，必须得在银行过帐。这是在西方很普遍的制度。这个如果规范的有效，买官卖官能不能解决？不能，官煤勾结能不能解决？不能。但是几十万现金用手提袋提过去，不能。现在得有纪录，你得办个卡，用身份证办，第一个记录。第二如果有这种严格的管理，不能给空白的卡，得打钱，有了这个管理，说我这50万存到这里，没有可能，得从第二个地方划过来。有这个记录。拿这个卡消费或者提现金，提现金一次不能超过五千。第三个记录。这个时候大家想情况一样吗？我想我们社会要有一个和谐的消费，因为现在消费和企业消费者很重要的问题是信任问题，可以从一个地方开始，建立社会的信用制度。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记录，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记录，不用八荣八耻，九荣八耻都没有用。

　　个人的行为有了记录，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东西并不难。在美国大约是20、30年代，当时为了赊销，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情况下，靠人工抄卡片建立这种制度，今天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做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有了这个信用制度，很多的问题，包括企业的行为，个人的行为，官员的财产申报基础等等都有了可靠的基础。先不谈和谐消费，先不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先把这个东西的基础建立起来。

　　因为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例子，西方一个手机公司，为了做手机生意，说你在我这里签一个字，签一个字意味着你承诺在多长时间里使用我这个手机号，他要挣这个话费，然后就可以免费领手机，人们到这里签一个字，领一个手机，最后只对中国人实行特殊的办法，必须带证件录入计算机，互联网，有的人一天领二三十个。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真正有效有时候很简单，就是签一个字没人查你，就可以领一个手机。但是必须有一个基础，当时就问当地的消费者说这么简单的规定，不怕人钻空子吗？当地人的回答我们可以想像，耸耸肩说，这怎么可能呢。制度真正有效运作的基础就在这个答案中。

　　第二，如何来造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或者构成和谐消费的动力。很多的问题，有很好的目标，有很好的设想，但是没有动力。动力在什么地方，很重要的是消费者运动和消费者组织。企业之所以提出履行社会责任，背后的背景就是消费者组织的发展和消费者运动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压力，后来企业也就不至于说更这么着重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这里至少可以考虑两点，第一点，刚才李教授也讲到，消费者在市场当中就是弱点。第二，还应当看到尤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当中本来的弱者就更容易成为市场当中的受害者。比如假冒伪劣产品，最近这些年，已经开始逐步退出城市，现在说几百块钱买一双鞋，第二天就掉底，这种情况在城市当中基本见不到。但是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转移到农村，农村的居民往往成为不规范市场最大受害者，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大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靠消费者个人，无论从他个人的力量，他所具有的知识等等各个方面，来解决市场问题是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组织起来，形成消费者运动，使得这当中力量不对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解决。

　　对这个问题，在制度上，我们对消费者组织有着诸多的限制。就说大家最关心或者最大宗的消费财产有关的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到今天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来。而业主你虽然花了很多的钱，上百万的钱，有的当中并不是穷人，甚至是富人，但是只要买了房，不要面对开发商，就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时候就是明显的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通过组织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说的是要有一个和谐的，好的消费环境，需要不同方面的力量大体均衡。这种均衡具体讲就是刚才讲的消费者运动和组织，而真正使这个因素发育起来，可能还需要法律的保护。 先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