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之意不在汇率 强烈呼吁中国开放资本市场

  　似乎是为了印证所谓的“保尔森效应”，在经历了一天的盘整后，3月8日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达到1∶7.7386的历史性高位。

　　而在此时，身材高大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迈着大步走进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国际会议厅，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中方官员寒暄之后，开始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的演讲。

　　这是保尔森上任7个多月来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前一天他刚刚结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会晤，便匆匆由北京赶往上海。据称，他此行主要是为5月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

　　在讲演中，保尔森提及的内容囊括了银行、保险、证券、债券等各个金融领域。旁听演讲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升值的话题虽然很重要，但是从这次保尔森在中日韩访问中发表的言论来看，资本市场和金融改革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中美对话的关注焦点。”

　　“保翁”之意不在汇率

　　延续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策略，保尔森放弃了“单刀直入”的汇改施压，大谈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迫切性和至关重要性。

　　在给中国戴了一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而且理应得到领导者地位的认可”的高帽后，保尔森话锋一转，“领导地位也带来了相应的责任。贵国关于经济改革步伐与形式的决策、能源和环境政策，都牵动着世界。”

　　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曾表示：“我们必须将金融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和安全地全面发展。”保尔森在演讲中借用了这一观点，并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重要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全程聆听了保尔森的演讲，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保尔森其实是希望劝诫中国政府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平衡中国经济增长过渡依赖出口的局面。据我所知，目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保尔森正遭受着很大的国内压力。”

　　在保尔森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他说：“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区域、家庭和行业间越来越不平衡，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使中国目前面临与过去几十年不同的发展挑战。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需要发展多元化经济，高附加值生产和世界一流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

　　孙立坚教授认为：“美国政府或许已经开始意识到对中国逆差可能在短时期难以逆转，因此敦促各国，特别是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为美国金融企业打开市场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新策略。”

　　首次透露中美商议机制

　　据外电引述韩国总统府官员表示，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此前会见韩国总统卢武铉时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并允许更多的竞争。

　　孙立坚教授则表示：“美国不但希望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这样，金融业发达的美国就能从中获得收益。”

　　保尔森在此次演讲中首次透露，中国政府在全面履行WTO金融业开放之前曾就相关政策与美方商议。

　　保尔森回忆说，“2006年秋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最终发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之前，与外国公司、美国财政部及其它监管机构进行了广泛磋商。”

　　对此，孙立坚教授认为：“从这点上看，中国政府在金融业完全开放问题上的心态是开放的。因为外资银行上限比例的突破仅仅是时间问题，对于一些涉及他国利益的政策与相关国广泛磋商是必要的举措。”

　　目前，按照《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中国对WTO的承诺意味着外国银行在华开设100%全资子公司将不受地域限制。但是，目前外资证券公司所持合资企业的股权最多不得超过33％，外资持有中国国内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25％依然是条红线，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合资公司中也禁止绝对控股，不得超过49％。

　　保尔森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目前严格控制外商参与其资本市场活动。外国证券公司最高只能在合资公司中持股33％，外资持有中国国内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25％，这些限制是各大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为严格的。”

　　2006年末，经过数轮的鏖战之后，花旗为首的竞标团获得了重组广东发展银行的资格并获得了管理权。然而，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5%，单一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的条件依然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特批”。

　　保尔森认为，允许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能够推动中国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更先进的信贷分析技术将提高中国各银行的贷款决策能力；而整个银行系统也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新金融资源的开发而更具有竞争力。

　　保尔森认为，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会吸引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为中国带来新的技术和产品，改善市场行为规范，并增强金融稳定。

　　对中国金融业未来充满信心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保尔森对中国银行业近几年的改革给予认可，但他依然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尚不发达，在中国投资不能获得充足回报，个人储蓄无法获得充分回报，风险无法得到合理估价、管理和分散。

　　保尔森举例说， “如今，中国百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高达2万亿美元，合人民币16万亿。但平均回报率为2.5%。扣除通货膨胀和税费等因素，银行储蓄存款的回报可能为负数。”

　　在保尔森看来，全世界发达资本市场的基石是机构市场和互助基金以及参与其中的资产管理者。机构投资者的分析最严谨，在开发新证券品种和投资战略方面最具有创新性。“中国的市场缺少这些重要的成分。更广泛的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者将会带来更宽泛的市场战略，并会减少‘群羊效应’所带来的风险。”

　　对此，孙立坚教授分析认为，保尔森发表的这些观点忽视了2006年至今，中国股市在推动机构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他认为，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大起大落不乏其例，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上海社科院黄仁伟副院长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虽然保尔森提出的观点是建设性的，也很值得中国借鉴，不过就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速度而言，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不希望出现大起大落，稳健发展的资本市场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对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面对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未来，保尔森还是充满信心。他说，历史经验表明，现有的金融机构总是反对外界带来的新竞争，即使新的变革能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状况，过去，美国和英国在发生重大的金融领域改革的时候，那些金融机构几乎总是反对增加行业竞争程度的变革，不过事实证明，这些变革最终被证明能造福整个社会和金融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