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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黑中介倒卖外来工 每卖一人赚150元(组图)


  图片说明:阿强带记者到天河某“工人房”处(图中右一穿深蓝衣服的那位就是“工人房”老板)


  图片说明:当天上午,由于记者没带行李被一“工人房”拒绝签合同,阿强带着记者离开

  惠州黑工厂虐待劳工,这些劳工是如何被骗到这些黑工厂打工的呢?近日记者在知情人阿强(化名)的带领下,走访了分布在广州市内的几个“工人房”(行内对黑中介的别称)。记者采访发现,来广州找工作的一些外地民工,被游散在火车站、救助站附近的“猎头”相中,然后“卖”到“工人房”,再由“工人房”转手卖到各个需要劳工的工地或工厂,而被卖出的工人的命运如何,就只能看他们的“运气”了。

  阿强到信息时报来报料时,记者很难将衣着整齐年仅20出头的阿强与一个从事两三年“卖猪仔”(贩卖工人)的老手联系起来。

  每“卖”一个工人可得150元

  阿强称,据其所知在广州市内至少有七八家靠卖工人为生的“工人房”,与他本人保持长期联系的两家。他们从火车站、救助站附近物色到人选后,便领到“工人房”中,每“卖”一个工人就可以拿到150元的“提成”。这些被送到“工人房”中的工人,会先与“工人房”的老板们签订一张“用工合同”,然后再从“工人房”转送到各个需要工人的工地上去。

  至于“工人房”的老板能赚多少,阿强说:“听说以前每个工人可以卖250元,我们拿走150元,老板最少可以赚100元。今年听说工人特别缺,因此价钱还要高些。”据阿强说,春节过后是用工旺季,每天都有大量工人被“工人房”卖到工地去。据他介绍,他所认识的一名叫飞哥的男子所开的“工人房”在广州规模算是较小的,但这段时间每天都从他那送出去一面包车(10名以上)的工人。而在广州大道五仙桥一名叫王X平的男子共开了3家“工人房”,几乎一天就要送出好几车人。

  因未带行李记者见工遭拒

  初步了解了情况之后,记者便与阿强在本月23日上午来到海珠区桂田村,在桂田村牌坊外阿强给在该村开“工人房”的姓王的人打了个电话:“我这有两个工人啊,你要不要,你叫人过来看吧。”记者与阿强在桂田村牌坊口等了15分钟左右,一名身着黑衣的高个子男人围记者一行连转两圈后,拿出手机来回拨了阿强的电话。在确认之后问道:“就是你们要打工吗?这么瘦,行吗?”“我在火车站边碰上他们的,他们刚从家出来,钱被偷了,急着找份工作。没钱用,不行也得行啊!”阿强抢着回答。

  “怎么没有行李啊?”由于记者只随身带了个简单的包,没有随身行李,引起了黑衣男子的怀疑。“包放在旅社了,没带过来,刚被偷过,不敢带太多东西在身边。”“那你这个包里放的是什么!”说着黑衣男子伸手便翻记者身上的挎包,“是一些随身物品。”因为早有准备,记者打开包来给黑衣男子检查,但这却没能打消他的疑惑:“你去把行李拿来,要不谁相信你啊!万一你到人家工厂偷了东西怎么办?”黑衣男子拿出20元钱给阿强,叫其陪记者一行去旅社拿行李。

  事后阿强告诉记者,姓王的人做“工人房”这一行已有多年,曾经被相关部门查处过,因此特别谨慎。下午,阿强又带记者去见了白云区棠溪的另一名“工人房”老板,同样也因为没有带行李而被拒出“卖”。

  见面就签“用工合同”不告知做工地点

  当天下午,经过一番准备后,记者随同阿强前往天河区兴华直街他曾打过多次交道、一名外号叫飞哥的男子开的“工人房”。飞哥简单地问了记者几句就拿出一张“用工合同书”要记者签。

  记者简单地看了一下这张所谓的“用工合同书”,“工资一天不低于35~40元”、“每天工作9小时”、“每天8元伙食补助”、“每10天可预支100元工资”……在记者看合同时,飞哥点着合同的第二条说:“看清楚,这里是不低于35~40元,如果你干活勤快,干得多,那就会拿得更多。”“我到底会在哪工作啊!”记者在“合同”上签字后,看到飞哥迟迟未在“甲方”一栏中填写单位名称便问了句。“哪需要工人我们就送到哪去,东莞、深圳、佛山都有,只要你能干活就行!到时哪家单位要人,他们会在甲方一栏填上。”说着,飞哥又要记者在签名处与工资处按了手印。

  工人欲逃跑被打得遍体鳞伤

  事后阿强告诉记者,因为他还没有收飞哥钱,因此记者一行还“属于”阿强,也由阿强来“看管”。如果阿强从飞哥手中接了每人150元的“中介费”后,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至于被“工人房”送出的工人以后的命运如何,阿强也说不准:“如果在工地上班,不想干要离开工地,绝对不行,而且工钱也拿不到。”

  因为在“工人房”中所签的“用工合同”是一式一份,这份合同永远都在用人老板手中,也就是说这份“合同”只是老板用来约束工人的工具,如果工人想靠这份“合同”来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那根本是不可能。而且在广州工地的人工,一般一天的是60~80元,而“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远比正常工人工资少得多。

  被“工人房”转送到各个工地上的工人,工地老板在他们身上花了额外的钱,因此他们在工地上付出的劳动强度要更大,而且如果对用工条件不满意,也不能随意离开,至于劳动保障,那更是天方夜谈。

  阿强曾遇到过一个被他卖到“工人房”,后来又从工地上跑出来的小伙,这个小伙因为承受不了工地上超负荷的劳动,几次想从工地上跑出来,结果腿上都被打得淤青。

  对话阿强

  火车站救助站最易找落难打工者

  “工人房”的“老板”们靠什么途径找到这些工人?以及用何种手段将他们骗到“工人房”来?记者昨日与阿强进行了一番对话。

  信息时报:“你们一般从哪找工人卖到‘工人房’?”

  阿强:“火车站、火车东站、还有救助站附近就能找到一些落难的人,这样的人最好骗,他们很需要工作。”

  信息时报:“落难的人?怎样看是否落难呢?”

  阿强:“在火车上经常有人被人“当刂死猪”(在车上睡熟后被偷,因为这些人睡得太死,被小偷称为死猪),他们到了广州举目无亲,往往走在路上都无精打彩,很容易看出来。”

  信息时报:“那你们怎么骗呢?”

  阿强:“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往往非常脆弱,只要你表现得对他好一点,什么话都容易让他相信。我曾骗过一个人,当时那个人被偷后,几天没吃饭,我请他吃了顿饭后,他就什么都听我的了。毕竟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能有个地方住,能有饭吃就算不错了。”

  信息时报:“这么说来,你们还是在做‘善事’了?”

  阿强:“这要看你的看法怎么样了,如果被卖的工人能送到有良心老板手中,那最起码能保证他们的温饱,也不会挨打,可以说满足了这批落难人的最低要求吧。”

  信息时报:“在广州有多少像你这样卖工人的人。”

  阿强:“没有一千至少也有五百,很多都是曾经被骗过的人,现在他们懂了这‘行道’,就开始来骗别人了。”

  信息时报:“看样子,‘工人房’这一行还很有发展前途了?”

  阿强:“主要是这里对于民工招工制度有缺陷,如果到广州打工的外来工们都能很容易地找到正规的中介机构,比如说在火车站附近有相应的宣传服务等等,那‘工人房’的生存空间就不会这么大了。如果单靠执法部门,那很难禁绝掉。”

  编辑点评

  整治黑中介成效,不能估价过高

  广州对职业黑中介、黑工厂的打击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如今也许少了很多,有关部门曾以此作为整治的成绩。然而,如果正视他们骗卖、盘剥“奴工”(黑工头对血汗工人的鄙称)的可怕现象,就不能不对黑中介、黑工厂的整治进行反思。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变本加厉地“升级”作案?

  有关劳动用工的法规虽然不少,然而不少条文在约束上没有多少刚性,对违反用工制度应负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严格的规定。约束之软,助长了用工市场的混乱,连部分国企也概莫能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黑中介和血汗工厂,很难作出正确辨别,比如这个那个的中介费,就很难分辨是否黑中介所为。正是这种鱼目混珠,让黑工厂、黑中介得以长期生存。

  单一的行政处罚,也是黑中介打而不绝的原因。无证开业、违规操作、设局骗钱等等,如果细心分析认真追究,当中涉及刑责的不少,然而违者很少会遭到法律追究,而罚款、整改之类,对他们只是隔靴搔痒。所谓的“工人房”,其实已涉嫌欺诈和拐骗;黑工厂禁锢工人,也涉嫌非法拘禁和强迫劳动,这类报道以前也有过不少,但有谁因此而被告上法庭?可以说,黑工厂、黑中介的疯狂升级,是长期积患积弊的恶果。

  当然,在打击黑工厂、黑中介上,有关部门付出了很大努力,这些“黑职业”的点档也少了许多。但是由于处罚不到位、整治不彻底,他们虽然干起来不再明目张胆,却变得操作更隐蔽、盘剥更狠毒,侦查也更为不易。因此,不能把他们数量的减少,视为很大的整治成果而放松警惕。

  黑中介、黑工厂“升级”,农民工受骗受害,表明非法用工现象有恶化趋势,存在着发生暴力事件的隐患。有关部门应及早拿出对策才好。

(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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