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黑中介倒卖外来工 每卖一人赚150元(组图)

　　图片说明：阿强带记者到天河某“工人房”处(图中右一穿深蓝衣服的那位就是“工人房”老板)

　　图片说明:当天上午，由于记者没带行李被一“工人房”拒绝签合同，阿强带着记者离开

　　惠州黑工厂虐待劳工，这些劳工是如何被骗到这些黑工厂打工的呢？近日记者在知情人阿强（化名）的带领下，走访了分布在广州市内的几个“工人房”（行内对黑中介的别称）。记者采访发现，来广州找工作的一些外地民工，被游散在火车站、救助站附近的“猎头”相中，然后“卖”到“工人房”，再由“工人房”转手卖到各个需要劳工的工地或工厂，而被卖出的工人的命运如何，就只能看他们的“运气”了。

　　阿强到信息时报来报料时，记者很难将衣着整齐年仅20出头的阿强与一个从事两三年“卖猪仔”（贩卖工人）的老手联系起来。

　　每“卖”一个工人可得150元

　　阿强称，据其所知在广州市内至少有七八家靠卖工人为生的“工人房”，与他本人保持长期联系的两家。他们从火车站、救助站附近物色到人选后，便领到“工人房”中，每“卖”一个工人就可以拿到150元的“提成”。这些被送到“工人房”中的工人，会先与“工人房”的老板们签订一张“用工合同”，然后再从“工人房”转送到各个需要工人的工地上去。

　　至于“工人房”的老板能赚多少，阿强说：“听说以前每个工人可以卖250元，我们拿走150元，老板最少可以赚100元。今年听说工人特别缺，因此价钱还要高些。”据阿强说，春节过后是用工旺季，每天都有大量工人被“工人房”卖到工地去。据他介绍，他所认识的一名叫飞哥的男子所开的“工人房”在广州规模算是较小的，但这段时间每天都从他那送出去一面包车（10名以上）的工人。而在广州大道五仙桥一名叫王X平的男子共开了3家“工人房”，几乎一天就要送出好几车人。

　　因未带行李记者见工遭拒

　　初步了解了情况之后，记者便与阿强在本月23日上午来到海珠区桂田村，在桂田村牌坊外阿强给在该村开“工人房”的姓王的人打了个电话：“我这有两个工人啊，你要不要，你叫人过来看吧。”记者与阿强在桂田村牌坊口等了15分钟左右，一名身着黑衣的高个子男人围记者一行连转两圈后，拿出手机来回拨了阿强的电话。在确认之后问道：“就是你们要打工吗？这么瘦，行吗？”“我在火车站边碰上他们的，他们刚从家出来，钱被偷了，急着找份工作。没钱用，不行也得行啊！”阿强抢着回答。

　　“怎么没有行李啊？”由于记者只随身带了个简单的包，没有随身行李，引起了黑衣男子的怀疑。“包放在旅社了，没带过来，刚被偷过，不敢带太多东西在身边。”“那你这个包里放的是什么！”说着黑衣男子伸手便翻记者身上的挎包，“是一些随身物品。”因为早有准备，记者打开包来给黑衣男子检查，但这却没能打消他的疑惑：“你去把行李拿来，要不谁相信你啊！万一你到人家工厂偷了东西怎么办？”黑衣男子拿出20元钱给阿强，叫其陪记者一行去旅社拿行李。

　　事后阿强告诉记者，姓王的人做“工人房”这一行已有多年，曾经被相关部门查处过，因此特别谨慎。下午，阿强又带记者去见了白云区棠溪的另一名“工人房”老板，同样也因为没有带行李而被拒出“卖”。

　　见面就签“用工合同”不告知做工地点

　　当天下午，经过一番准备后，记者随同阿强前往天河区兴华直街他曾打过多次交道、一名外号叫飞哥的男子开的“工人房”。飞哥简单地问了记者几句就拿出一张“用工合同书”要记者签。

　　记者简单地看了一下这张所谓的“用工合同书”，“工资一天不低于35～40元”、“每天工作9小时”、“每天8元伙食补助”、“每10天可预支100元工资”……在记者看合同时，飞哥点着合同的第二条说：“看清楚，这里是不低于35～40元，如果你干活勤快，干得多，那就会拿得更多。”“我到底会在哪工作啊！”记者在“合同”上签字后，看到飞哥迟迟未在“甲方”一栏中填写单位名称便问了句。“哪需要工人我们就送到哪去，东莞、深圳、佛山都有，只要你能干活就行！到时哪家单位要人，他们会在甲方一栏填上。”说着，飞哥又要记者在签名处与工资处按了手印。

　　工人欲逃跑被打得遍体鳞伤

　　事后阿强告诉记者，因为他还没有收飞哥钱，因此记者一行还“属于”阿强，也由阿强来“看管”。如果阿强从飞哥手中接了每人150元的“中介费”后，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至于被“工人房”送出的工人以后的命运如何，阿强也说不准：“如果在工地上班，不想干要离开工地，绝对不行，而且工钱也拿不到。”

　　因为在“工人房”中所签的“用工合同”是一式一份，这份合同永远都在用人老板手中，也就是说这份“合同”只是老板用来约束工人的工具，如果工人想靠这份“合同”来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那根本是不可能。而且在广州工地的人工，一般一天的是60～80元，而“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远比正常工人工资少得多。

　　被“工人房”转送到各个工地上的工人，工地老板在他们身上花了额外的钱，因此他们在工地上付出的劳动强度要更大，而且如果对用工条件不满意，也不能随意离开，至于劳动保障，那更是天方夜谈。

　　阿强曾遇到过一个被他卖到“工人房”，后来又从工地上跑出来的小伙，这个小伙因为承受不了工地上超负荷的劳动，几次想从工地上跑出来，结果腿上都被打得淤青。

　　对话阿强

　　火车站救助站最易找落难打工者

　　“工人房”的“老板”们靠什么途径找到这些工人？以及用何种手段将他们骗到“工人房”来？记者昨日与阿强进行了一番对话。

　　信息时报：“你们一般从哪找工人卖到‘工人房’？”

　　阿强：“火车站、火车东站、还有救助站附近就能找到一些落难的人，这样的人最好骗，他们很需要工作。”

　　信息时报：“落难的人？怎样看是否落难呢？”

　　阿强：“在火车上经常有人被人“当刂死猪”（在车上睡熟后被偷，因为这些人睡得太死，被小偷称为死猪），他们到了广州举目无亲，往往走在路上都无精打彩，很容易看出来。”

　　信息时报：“那你们怎么骗呢？”

　　阿强：“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往往非常脆弱，只要你表现得对他好一点，什么话都容易让他相信。我曾骗过一个人，当时那个人被偷后，几天没吃饭，我请他吃了顿饭后，他就什么都听我的了。毕竟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能有个地方住，能有饭吃就算不错了。”

　　信息时报：“这么说来，你们还是在做‘善事’了？”

　　阿强：“这要看你的看法怎么样了，如果被卖的工人能送到有良心老板手中，那最起码能保证他们的温饱，也不会挨打，可以说满足了这批落难人的最低要求吧。”

　　信息时报：“在广州有多少像你这样卖工人的人。”

　　阿强：“没有一千至少也有五百，很多都是曾经被骗过的人，现在他们懂了这‘行道’，就开始来骗别人了。”

　　信息时报：“看样子，‘工人房’这一行还很有发展前途了？”

　　阿强：“主要是这里对于民工招工制度有缺陷，如果到广州打工的外来工们都能很容易地找到正规的中介机构，比如说在火车站附近有相应的宣传服务等等，那‘工人房’的生存空间就不会这么大了。如果单靠执法部门，那很难禁绝掉。”

　　编辑点评

　　整治黑中介成效，不能估价过高

　　广州对职业黑中介、黑工厂的打击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如今也许少了很多，有关部门曾以此作为整治的成绩。然而，如果正视他们骗卖、盘剥“奴工”（黑工头对血汗工人的鄙称）的可怕现象，就不能不对黑中介、黑工厂的整治进行反思。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变本加厉地“升级”作案？

　　有关劳动用工的法规虽然不少，然而不少条文在约束上没有多少刚性，对违反用工制度应负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严格的规定。约束之软，助长了用工市场的混乱，连部分国企也概莫能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黑中介和血汗工厂，很难作出正确辨别，比如这个那个的中介费，就很难分辨是否黑中介所为。正是这种鱼目混珠，让黑工厂、黑中介得以长期生存。

　　单一的行政处罚，也是黑中介打而不绝的原因。无证开业、违规操作、设局骗钱等等，如果细心分析认真追究，当中涉及刑责的不少，然而违者很少会遭到法律追究，而罚款、整改之类，对他们只是隔靴搔痒。所谓的“工人房”，其实已涉嫌欺诈和拐骗；黑工厂禁锢工人，也涉嫌非法拘禁和强迫劳动，这类报道以前也有过不少，但有谁因此而被告上法庭？可以说，黑工厂、黑中介的疯狂升级，是长期积患积弊的恶果。

　　当然，在打击黑工厂、黑中介上，有关部门付出了很大努力，这些“黑职业”的点档也少了许多。但是由于处罚不到位、整治不彻底，他们虽然干起来不再明目张胆，却变得操作更隐蔽、盘剥更狠毒，侦查也更为不易。因此，不能把他们数量的减少，视为很大的整治成果而放松警惕。

　　黑中介、黑工厂“升级”，农民工受骗受害，表明非法用工现象有恶化趋势，存在着发生暴力事件的隐患。有关部门应及早拿出对策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