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了税负还得抓紧减“费负”

　　假如“费负”得不到有效遏制，降税的正效应多半会被“费负”所抵消，偷漏税仍会呈常态。“费负”之重致使大批中小企业在创业阶段夭折，最直接的危害则是大量减少就业岗位。

　　鲁 宁 媒体评论员

　　《企业所得税法》经千呼万唤，终由上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年会通过颁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下调8％。

　　减了税负还得抓紧减“费负”——笔者近日就企业“费负”与多位企业主交流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征税依法，摊派收费仅凭行政意志。税是明的，费是暗的，缴税只须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缴费却要与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形形色色的机构打交道，哪家都开罪不起，惹怒其中任何一家，都够你喝上一壶的。”

　　罗列下来，“费负”大致包括：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款；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取范围；向企业摊派索要赞助和无偿占用企业人财物；向企业强买强卖；强制接受指定服务；公务活动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进行收费；把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商业保险等服务变为强制性收费服务等十个大类。“连企业所在地的居委会都毫不客气向我要钱，名曰‘社区共建’。”有企业主愤愤然。

　　有企业主叹苦：中小企业一年不能上台面的“费负”，算总账一点不亚于税负。没辙，墙内损失墙外补，动偷漏税的脑筋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做法，税务官受到腐蚀，税收不公进而加剧。所以，假如“费负”得不到有效遏制，降税的正效应多半会被“费负”所抵消，偷漏税仍会呈常态，因为我们办企业的心气儿不顺。受访时，有企业主实话实说。

　　中央政府一直试图减轻企业“费负”，譬如1999年仅中央一级，一次调低468项部委收费标准，当年为企业减“费负”30个亿。国务院甚至设置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从2002年起，每年组织全国性“企业治乱减负大检查”。可时至今日，国内各级究竟有多少项行政事业滥收费和乱摊派，没一个权威机构能说清楚。至于企业年“费负”总额，早几年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研曾作过保守估计，大约占到税负的70％。“费负”如此之重，世界少有。

　　地方的收费更是笔糊涂账。某直辖市物价局近日刚上网公布上百项行政事业收费2007年优惠目录清单，这有利于企业减负，值得肯定。但换位思考，说明收费之“滥”，地方更甚。而且，没有机构站出来对收费项目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搞计划经济时没有企业“费负”一说，企业利税政府一把抓，所需服务由政府统筹安排，彼此也就相安无冲突。搞市场经济了，政府职能转换缓慢，继而巧立名目，深度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成为中国社会事实上的最大的“经济法人”，每设置一项行政许可或市场准入，都会嬗变出相应的“政府经济”，从而使该事项或领域内的市场秩序出现紊乱。举个最近发生于上海的极端例子：

　　上周，沪上相继有7条马路在夜半时分被260吨建筑渣土占了道。无良的渣土老板遭到舆论痛斥，但很少有人正视渣土清运企业的市场准入负担过重的现状。运渣土涉及准入许可、车辆改装、核准发牌直至填埋堆放，每道环节都得拿“费”开道，可对渣土“说上话”的机构至少包括市容环卫、市政、城管、园林绿化、交通、交警、环保等，谁都借渣土“经济一把”，以至于出现渣土老板干脆拿渣土堵马路的极端事件。

　　企业“费负”始发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20多年治理不见好转。“病灶”起因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不当干预及逐利行为始终未见消减，而“干预加逐利”的背后则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的迟滞。需要正视的是，“费负”之重致使大批中小企业在创业阶段夭折，最直接的危害则是大量减少就业岗位。于今，国家正为促进就业立法，倘若企业“费负”减不下来，该法日后实施时必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