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回潮

　　当一个市场成为权力驰骋的牧场，在强大的利益诱因下，市场主体又怎么可能不会步入权力寻租的泥沼？又如何能够有效防止“左手握右手，国有变私有”

　　驱车从广州出发，途经京珠高速尚未贯通的番禺路段，再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风驰电掣行驶后，蓦然发现在高速路旁边的半山腰矗立着“孙中山故乡人民欢迎你”十个红色醒目大字——这种标志实际上在提示：你已经进入了与南海、顺德、东莞一起缔造了广东“四小虎”传奇故事的广东省中山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此次的中山行，源于《中国作家·小说版》2006年第9期刊登的《潮涌伶仃洋——中山市实施东部发展战略纪实》。

　　记者注意到，该文在总结开发经验时，中山火炬开发区“采取了独特的园区开发思路：将整个开发区划成若干个‘园区’，各个园区采用‘公司制’管理，即一个园区由一个直属开发区的集团公司来运作和管理。这个集团公司既承接开发区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相应职能为投资者服务，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参与这个园区的经济开发活动。”

　　“政府的任务，由管理园区的各大公司以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在运营，其体制为全国独创”……这些表述，让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字眼：“红顶玄机”。

　　上市公司的处级董事长

　　中山火炬开发区是由当时国家科委、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市政府联合创办，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山火炬开发区的龙头企业，于1995年1月24日以“中山火炬”(A股)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600872）。2001年2月28日，公司名称由“中山火炬高新技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中炬高新”。

　　作为上市公司，“中炬高新”的信息披露显示：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谢力健历任中山市张家边农具厂车间主任，张家边印刷厂厂长、总经理，张家边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家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家健康基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中炬高新”董事长。

　　信息披露还显示：“中炬高新”监事长欧阳锦全1992年8月至2000年7月任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2000年8月至2001年9月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市西南学院进修，2001年9月至2005年2月任中山火炬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经理，2005年2月至今任阳江市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望东方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山市政府的公开红头文件、官方网站乃至当地媒体的密集报道中，“中炬高新”董事长谢力健和监事长欧阳锦全还有着冠冕堂皇的官方身份：谢力健现为中山火炬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欧阳锦全现为中山火炬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山南朗镇党委副书记。

　　中山火炬区管委会为中山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一级财政体制，是经广东省编制委员会核准的机构。正因为如此，中山市政府的红头文件一般的抬头均为“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显然，谢力健为处级政府官员，欧阳锦全为副处级政府官员。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事项的公告》中，“中炬高新”作为甲方，中山火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一家人”自己和自己在证券市场玩起了土地资产置换的游戏。

　　我国《公务员法》第53条中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职务，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显然，上市公司“中炬高新”在信息披露中隐瞒了公司高管的这种“红顶”身份。

　　今年刚刚实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果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根据新的《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由证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谢力健、欧阳锦全确实属于我们管理的领导干部。”中山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汤毅清向《望东方周刊》证实了谢力健、欧阳锦全的党政职务，“我们提拔干部是按照有关条例，符合条件我们就安排职务，至于他在企业兼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中炬高新’原来的股东还曾有建行、工行，后来他们都陆续退出，股改之后我们就成了大股东，我也曾经在‘中炬高新’担任过职务。”中山火炬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葛志斌对此问题并不回避。他还向《望东方周刊》透露，就谢力健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他们在2004年还曾经请示过广州证管办。

　　2004年3月，中国证监会广州证管办已更名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简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或广东证监局。

　　“根据证券管理法规，现任公务员绝不允许兼任上市公司的高管。”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二处李坚告诉《望东方周刊》，但至于如何处罚，他们还没遇到过此类案例。

　　泛滥的“红顶”

　　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红顶企业”绝非“中炬高新”一家。

　　沈素勤，临海工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火炬开发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张伟炼，中山火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中山市2003年下半年公开招录公务员入围考核及拟录用人员名单”中查到了“张伟炼”的名字。他的另一重身份为火炬开发区财政分局副局长。

　　中山港工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武贤为火炬开发区党委委员、审计办主任科员；火炬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梁有荣为火炬区公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兆华为火炬区公资委办公室副主任；火炬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瑾越为火炬区宣传办科员；中山港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总经理甄若渝为火炬区团委副书记。

　　对这些人的公务员身份，《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中山市人事局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在这些干部中只有谢力健、欧阳锦全、沈素勤归我们组织部管理。”汤毅清科长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山市委组织部只管理处级以上干部。”

　　“我们这种‘运作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90年火炬开发区刚成立的时候，开发区都是农田，涉及征用土地、土地配套、招商引资以及园区的日常管理等事务，中山火炬开发区不像其他大城市的高新开发区，可以以一些大企业、大学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为依托，我们只能由政府的全资公司来运作，这些都是那些民营企业不愿做的。”火炬区管委会副主任葛志斌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这种体制形成的历史过程，“目前，这种体制在全国的开发区中很普遍。”

　　“开发区的核心是创新。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体制也是一种创新探索，科技部对我们的模式是肯定的。”中山火炬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云清补充说，“开发区刚成立的时候，公有资产只有20多个亿，负债就达到十几个亿。而现在开发区的公有资产已经达到100多亿，净资产就有六七十亿，开发区一次拿出8000多万为全区农民买社保。目前，火炬开发区每年的工业产值达到600多亿，占到整个中山市的近五分之一。不包括海关关税，开发区每年的纳税额就达到23亿左右。”

　　“所有落户在我们这个园区的企业或许在其他地方为一个生产批件苦等几年，而在我们这里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园区有一个专业报批队伍，服务是‘一条龙’。”在《潮涌伶仃洋——中山市实施东部发展战略纪实》中，对这种体制的优势如此形容。

　　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的东风，这种“红顶”体制已经开始向珠三角周边“漂移”。

　　为鼓励珠三角产业的梯次转移，广东省政府于2005年3月出台了《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鼓励珠三角地区政府负责组织规划、投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扶持山区建立“产业转移园区”。正是借助这股产业转移的东风，中山火炬开发区在广东省阳西县建立了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

　　在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其组织架构为“管理机构：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阳西园区管理委员会；运营实体：阳江市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园区管理机构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在中山市人事局，《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晶的另一重官方身份是中山市火炬区公资委办公室科员。李晶还同时兼有中山火炬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红顶”尴尬

　　2004年2月11日，新华社播发的一篇题为《芜湖“红顶商人”成群官商相结成隐患》的稿件拉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理“红顶商人”的大幕。中组部、中纪委专门联合下发《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限时清理“红顶商人”。

　　“我们2004年已经按照广东省委的布置对党政官员在企业兼职行为进行了全面清理。”中山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汤毅清告诉《望东方周刊》，但他没有向《望东方周刊》透露当时清理的“人头”数字。

　　“我们不但清理了在企业兼职这种行为，对官员在协会兼职行为也进行了清理。”中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少山补充道。

　　官方的资料显示，“中炬高新”董事长谢力健从2003年12月至今，其官方的职务一直是火炬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而欧阳锦全从2004年至今，在中山火炬区历任经贸办主任、管委会副主任、南朗镇党委副书记，从未间断。从谢力健、欧阳锦全的经历来看，似乎中央对“红顶商人”的清理风暴始终没有“吹灭”中山这颗“红顶”火炬。

　　有关部门一直强调的是，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是广东省最早动工建设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建设进度、招商成绩方面，按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晶的说法是“实现了一个神奇的速度”。

　　“我们当时也学习了中央的有关文件，准备清理。但有什么好的体制比我们目前的体制更有优势，这么大的公有资产如果交给一个从社会上招来的职业经理人，他卷款潜逃怎么办？”火炬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云清感到委屈，“我们这些在企业兼职的干部既有党纪约束，又不在企业拿一分钱工资。”

　　“高新管委会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但又要承担政府的具体职能，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赵云清觉得目前国家好像没有专门针对高新区的管理法律。

　　历史的“玩笑”

　　上世纪末，中山市领导曾对外宣称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回给市场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大功告成，如今中山市却又大面积地冒出资本权力两栖的“红顶商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情。

　　从1978年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顺德大进制衣厂开始，南中国珠江两岸的南海、顺德、东莞、中山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分别形成了“游击队”（私营企业）、“武工队”（乡镇企业）、“洋枪队”（外资企业）和“国家队”（国营企业）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招来了全国上下官产学的研究借鉴风潮。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仿照“亚洲四小龙”的称谓，把这四个明星城市命名为“广东四小虎”，更是强化了它们的神话色彩。

　　然而，中山的“国家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市场上逐渐遭遇到挑战：资本结构单一、资产负债率偏高、经营机制缺乏活力、创新能力下降。爱多、小霸王、威力、怡华、乐百氏、凯达、汇丰、三荣等这些曾经一度威震全国的中山“联合舰队”沉没了，以国企为主导的中山模式几乎令中山市政府破产，中山市的财政一度困难到了公务员工资都难以发出。

　　为此，中山市启动了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在这个阶段，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回给市场，国有企业逐渐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真正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得以维护，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充满活力。”当时的一位中山市领导如此描述这次改革的成果，认为经过这轮改革中山市的领导可以带头执行休假制度了。

　　当权力资本两栖的“红顶商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不得不质疑“红顶商人”会不会在“市场化外衣”下，利用一双双强大的权力之手影响市场的公平？

　　“我们最企盼的就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痛恨的就是一些官员利用权力之手胡乱干涉市场。”谈及“红顶商人”，中山火炬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说。

　　中山早在1997年就荣获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望东方周刊》在中山采访经常感到如同置身花园之中。2006年，中山的“外资/民营”比例为1.14，这同东莞、顺德、南海相比，真正称得上民资与外资的“双轮驱动”。

　　“我曾经也在内地做过公务员，而进入火炬管委会就是直接从人才市场上应聘而来的。这么多年感觉，火炬区是真正的爱才、惜才、用才。”谈起自己的经历，中山火炬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云清对火炬区的用人机制很有感慨。

　　反思“红顶膜拜”

　　事实上，这种“红顶商人”回潮的态势并不止是在中山。从全国近期暴露出来的一些事件来看，在国企产权交易、大型工程建设、社保基金管理、土地流转、煤矿等资源性产品开发以及金融运营等领域，都能够见到“红顶商人”的身影。

　　在不久前召开的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王寿祥介绍说，去年全国共查处了5357名“红顶煤商”，涉及资金7亿多元。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买路钱”搭上了“保命钱”。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目前上海地产商有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他们的身份在政府官员与地产商人之间模糊摇摆，他们的企业与国资有着深厚的渊源。

　　不久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渐渐从商品流通领域转变到资本领域，利用权力对资本进行“寻租”的腐败。目前，权力资本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重点领域。

　　邵道生认为，“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之间的黑金交易”是权力资本腐败的核心内容，也是地方性腐败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公式。它不仅涉及官员与商人，还有侧身其间进行利益均沾的各种“关系人”，一旦犯案，则案值巨大，窝案、串案比较显著。

　　可能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成功告诉了中国商人一个真理：在中国，做生意就是搞关系。但是，“红顶子膜拜”在中国经历千年不辍，可又有哪一朝哪一代凭借官商政策赢得过民富国强？人们总是从历史中读到因官商抑止民商、剥夺民商，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朝代更迭。

　　当一个市场成为权力驰骋的牧场，在强大的利益诱因下，市场主体又怎么可能不会步入权力寻租的泥沼？又如何能够有效防止“左手握右手，国有变私有”？

　　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制定到发布，还是调控措施由宏观到微观的推进落实，都绕不过“红顶商人”的权力之手。

　　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区别于此前提出的“又快又好”，让“好”字当头优先于“快”字。

　　显然，一个“好”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而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的“红顶商人”，通过“权力”主导“市场”，混淆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显然与“又好又快”的增长目标是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