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从贷款黄金客户 变成数千亿债务的烫手山芋

　　短短五六年时光，高校从银行眼中的贷款“黄金客户”，变成了有可能“绑架”银行的“高风险行业”，当初高校、银行、地方政府的“三方谋利”就这样滚成了数千亿银行债务的烫手山芋

　　大学里财源滚滚的好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

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复旦大学有几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在外面筹款，但难度都很大，现在学校要筹集20万～30万元的款项都需要校长亲自出面协调，上百万就都算大资金了。而普通教师如果需要钱去做事情，基本都是自己想办法——出去办班是最常用的办法。

　　而此前五六年，则是另一番光景。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说，那时候，在商业银行眼里，大学是黄金客户，如若听说哪所大学要建新校区，通常是几家银行同时找上门，而大学通常也乐在其中：既然都来了，那就都贷吧，至少可以多盖些房子。

　　现在不一样了。根据交通银行办公室下发的一份2006年风险提示，其已把教育行业列成贷款的“高风险行业”。文件说，各分行在具体核定贷款额度时，要评估其贷款需求与实际偿债能力是否匹配，各分行要严格限制新增授信，原有贷款也应考虑逐步压缩。

　　银行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高校与商业银行间的蜜月早已结束了。

　　曾经一拍即合的游戏

　　1999年，高校扩招伊始，有关方面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高校在校生413万人，2001年达到719万人，招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260万人。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扩招之前我们的大学基础设施都很差。那时候的校园很小，一般都只有几百亩。文革前中山大学校园的整个容纳人数没有超过5千人，现在都达到6万多人了。李延保说，扩招后中山大学一个宿舍里要挤10个人，可谓密不透风，再往宿舍里增加人也不可能了，只有建校舍。“要建肯定要考虑得长远些，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没几年就面临淘汰。”李说。

　　扩招让所有中国的高校都在这个时期迅猛增长，但教育经费的增长却只有2倍左右，就是说国家的投入没有同比例增长。李延保说，学校就只好用未来的钱做这些事情——向银行贷款。而这个做法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默认。有的省对高校贷款政府贴息，如广东省就是贴息贷款，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说，现在复旦大学一年的费用需要20几个亿，但每年得到的财政资金只有2亿多，差得很远。

　　李延保解释说，政府的投入不足，又没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对学校来说，如果每年能够付得出600万元的利息，就有1个亿的资金可支配，总归是件好事！

　　可以说，高校的从银行举债扩张之路，最初是畅通无阻的。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说，当时的商业银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判断，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了，高校收费了，每年招生量这么大，收的学费包括各种费用那么多，现金流是不错的。在商业银行看来，高校毕竟是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所属的院校，这都是带有国有性质的单位，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风险不大。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银行对高校的贷款规模的持续增加。从一家银行的内部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5年末，该银行全行共有高校贷款客户351户，贷款总额141.86亿元，而在教育行业存量贷款中，除北京和厦门分行外，该银行其余32家省直分行均对学校给予了贷款授信，其中贷款增量最大的是武汉、南昌和济南分行，分别增加3.86亿元、3.75亿元和2.2亿元，占教育增量的23%、22%和12.9%。因此，有专家指出，高校扩招贷款实际上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谋利。

　　郭田勇对记者说，那个时候，银行是不怕的，因为，90%的高等院校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办的，政府是其贷款的担保，而且重大项目贷款，是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或者审批的，还不起款，当然有政府来埋单，所以学校不怕，银行也不怕。

　　当银行开始惜贷

　　然而，好景不长，银行忽然发现，高校贷款并不如其想象的那样可以高枕无忧。郭田勇对记者说，扩招之前，银行认为考大学的人太多，将来高校都会有非常好的生源，而且会有个非常好的现金流。但近两年，银行看到的情况是，高校在彼此争夺生源，而且一些地方高校在生源上已出现了问题。

　　因此，银行对高校实际还款能力的盘点也迅速清晰起来，从一家银行的资料来看，2000年至2004年间，国内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增长较快，由913亿元增加到2130亿元，年均递增24%。从经费来源看，非财政性经费来源增长了1.93倍，年均增幅高达31%，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增长了84%，年均增幅16.58%。而从这组数字来看，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超过50%，非财政性经费增长远远高于财政性经费来源，而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4年占比降至43.66%。对这组数字的分析，加上高校面临的生源问题，让银行调低了对高校投资的预期。

　　而让商业银行担心的还有，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虽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GDP的增长，2002、2003、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32%、3.28%和2.79%，迟迟达不到国家法定4%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银行从另一组数字，确认高校收入缺乏成长空间。据悉，2003年度高校生均学杂费达4419元，学费占生均总经费比例为29.5%，已高于国家规定的25%的比例，而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99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8472元，农村2622元，与同期普通高校生均学费4419元相比，居民已很难承受更高的学费了。

　　当银行开始惜贷的时候，原本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的高校立刻感觉到了压力，复旦大学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学校负责在外面筹款的人，压力很大，如若几周不见面，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脸都是青的。如果是地方高校，这个问题就更为严峻。据透露，商业银行纷纷要求其各地分行，要关注“211”院校及中央部委院校等高端客户，而对地方院校的贷款要谨慎。

　　债务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高校负债问题在业内早不是秘密。

　　早在2005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已透露，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约为1500亿元至2000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而且蓝皮书还警告说，一些高校已经出现连利息都交不起的情况。在今年的“两会”上，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曾说，目前中国高校负债总额实际是4500亿～5000亿元。

　　而在2006年，国家审计署向社会公布的对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风险的源头之一就是高校贷款。

　　国家对高校的投资有限，银行贷款开始刹车，高校资金的来源渠道只剩下收学费。有专家分析说，尽管国家明文规定，收取的学费中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但是，从一开始，高校还是把还贷款的希望寄托在了学费收入上。

　　人大代表洪可柱分析说，我们现在的大学高收费政策只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譬如科研经费等，都是专项经费，并非学校的发展经费。而从学费方面，现在大家都在喊不能再加了，但事实上，学费和办学成本是远远不相称的，学费远远抵不上办学成本。而在许多高校管理者看来，目前按培养成本25%比例征收学费确实不能缓解或者弥补学校的财务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周鸿兴也表示，面对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让银行警觉的是，如果学费征收仍不足以解决还贷问题，高校可能会选择继续“绑架”银行，即通过“续贷”的方式“以贷还贷”，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银行陷入高校贷款窟窿难以自拔。(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