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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从贷款黄金客户 变成数千亿债务的烫手山芋

  短短五六年时光,高校从银行眼中的贷款“黄金客户”,变成了有可能“绑架”银行的“高风险行业”,当初高校、银行、地方政府的“三方谋利”就这样滚成了数千亿银行债务的烫手山芋

  大学里财源滚滚的好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

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复旦大学有几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在外面筹款,但难度都很大,现在学校要筹集20万~30万元的款项都需要校长亲自出面协调,上百万就都算大资金了。而普通教师如果需要钱去做事情,基本都是自己想办法——出去办班是最常用的办法。

  而此前五六年,则是另一番光景。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说,那时候,在商业银行眼里,大学是黄金客户,如若听说哪所大学要建新校区,通常是几家银行同时找上门,而大学通常也乐在其中:既然都来了,那就都贷吧,至少可以多盖些房子。

  现在不一样了。根据交通银行办公室下发的一份2006年风险提示,其已把教育行业列成贷款的“高风险行业”。文件说,各分行在具体核定贷款额度时,要评估其贷款需求与实际偿债能力是否匹配,各分行要严格限制新增授信,原有贷款也应考虑逐步压缩。

  银行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高校与商业银行间的蜜月早已结束了。

  曾经一拍即合的游戏

  1999年,高校扩招伊始,有关方面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高校在校生413万人,2001年达到719万人,招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260万人。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扩招之前我们的大学基础设施都很差。那时候的校园很小,一般都只有几百亩。文革前中山大学校园的整个容纳人数没有超过5千人,现在都达到6万多人了。李延保说,扩招后中山大学一个宿舍里要挤10个人,可谓密不透风,再往宿舍里增加人也不可能了,只有建校舍。“要建肯定要考虑得长远些,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没几年就面临淘汰。”李说。

  扩招让所有中国的高校都在这个时期迅猛增长,但教育经费的增长却只有2倍左右,就是说国家的投入没有同比例增长。李延保说,学校就只好用未来的钱做这些事情——向银行贷款。而这个做法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默认。有的省对高校贷款政府贴息,如广东省就是贴息贷款,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说,现在复旦大学一年的费用需要20几个亿,但每年得到的财政资金只有2亿多,差得很远。

  李延保解释说,政府的投入不足,又没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对学校来说,如果每年能够付得出600万元的利息,就有1个亿的资金可支配,总归是件好事!

  可以说,高校的从银行举债扩张之路,最初是畅通无阻的。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说,当时的商业银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判断,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了,高校收费了,每年招生量这么大,收的学费包括各种费用那么多,现金流是不错的。在商业银行看来,高校毕竟是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所属的院校,这都是带有国有性质的单位,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风险不大。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银行对高校的贷款规模的持续增加。从一家银行的内部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5年末,该银行全行共有高校贷款客户351户,贷款总额141.86亿元,而在教育行业存量贷款中,除北京厦门分行外,该银行其余32家省直分行均对学校给予了贷款授信,其中贷款增量最大的是武汉南昌济南分行,分别增加3.86亿元、3.75亿元和2.2亿元,占教育增量的23%、22%和12.9%。因此,有专家指出,高校扩招贷款实际上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谋利。

  郭田勇对记者说,那个时候,银行是不怕的,因为,90%的高等院校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办的,政府是其贷款的担保,而且重大项目贷款,是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或者审批的,还不起款,当然有政府来埋单,所以学校不怕,银行也不怕。

  当银行开始惜贷

  然而,好景不长,银行忽然发现,高校贷款并不如其想象的那样可以高枕无忧。郭田勇对记者说,扩招之前,银行认为考大学的人太多,将来高校都会有非常好的生源,而且会有个非常好的现金流。但近两年,银行看到的情况是,高校在彼此争夺生源,而且一些地方高校在生源上已出现了问题。

  因此,银行对高校实际还款能力的盘点也迅速清晰起来,从一家银行的资料来看,2000年至2004年间,国内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增长较快,由913亿元增加到2130亿元,年均递增24%。从经费来源看,非财政性经费来源增长了1.93倍,年均增幅高达31%,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增长了84%,年均增幅16.58%。而从这组数字来看,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超过50%,非财政性经费增长远远高于财政性经费来源,而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4年占比降至43.66%。对这组数字的分析,加上高校面临的生源问题,让银行调低了对高校投资的预期。

  而让商业银行担心的还有,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虽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GDP的增长,2002、2003、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32%、3.28%和2.79%,迟迟达不到国家法定4%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银行从另一组数字,确认高校收入缺乏成长空间。据悉,2003年度高校生均学杂费达4419元,学费占生均总经费比例为29.5%,已高于国家规定的25%的比例,而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99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8472元,农村2622元,与同期普通高校生均学费4419元相比,居民已很难承受更高的学费了。

  当银行开始惜贷的时候,原本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的高校立刻感觉到了压力,复旦大学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学校负责在外面筹款的人,压力很大,如若几周不见面,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脸都是青的。如果是地方高校,这个问题就更为严峻。据透露,商业银行纷纷要求其各地分行,要关注“211”院校及中央部委院校等高端客户,而对地方院校的贷款要谨慎。

  债务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高校负债问题在业内早不是秘密。

  早在2005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已透露,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约为1500亿元至2000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而且蓝皮书还警告说,一些高校已经出现连利息都交不起的情况。在今年的“两会”上,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曾说,目前中国高校负债总额实际是4500亿~5000亿元。

  而在2006年,国家审计署向社会公布的对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风险的源头之一就是高校贷款。

  国家对高校的投资有限,银行贷款开始刹车,高校资金的来源渠道只剩下收学费。有专家分析说,尽管国家明文规定,收取的学费中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但是,从一开始,高校还是把还贷款的希望寄托在了学费收入上。

  人大代表洪可柱分析说,我们现在的大学高收费政策只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譬如科研经费等,都是专项经费,并非学校的发展经费。而从学费方面,现在大家都在喊不能再加了,但事实上,学费和办学成本是远远不相称的,学费远远抵不上办学成本。而在许多高校管理者看来,目前按培养成本25%比例征收学费确实不能缓解或者弥补学校的财务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周鸿兴也表示,面对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让银行警觉的是,如果学费征收仍不足以解决还贷问题,高校可能会选择继续“绑架”银行,即通过“续贷”的方式“以贷还贷”,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银行陷入高校贷款窟窿难以自拔。(郇丽)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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