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何时摆脱“杀贫济富”？

　　粮食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曾提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１８亿亩这条红线。”

　　“据我们调查，２００４年以来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虽然粮食总量没有减少，但有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此外，新年伊始的那场粮食涨价风波引发的大讨论还未终结，其间值得关注的远不止涨价造成的影响，更有背后所涉及到的粮食主产区吃亏以及主产区“穷财政”补贴主销区“富财政”的问题，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国家商品粮基地鄱阳湖区域进行了实地采访。

　　粮食生产区“暗流”

　　鄱阳湖，这个国内最大的淡水湖在２００６年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因为这个亚洲最大的候鸟保护区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而那些靠湖水灌溉种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地外出打工，其中包括很多前几年从工厂回家种地的农民。

　　“鄱阳县的粮食总量约占上饶市的三分之一，每年产粮１７亿斤，除了满足本地口粮的７亿斤和饲料消耗的２亿斤外，还有８亿多斤是作为商品粮销售到浙江、福建和江苏等地，是名副其实的商品粮基地。”鄱阳县粮食局局长刘红专对记者介绍说。

　　据悉，鄱阳县是江西省最大的农业县，常住人口有１５０多万，农业一直是该县主要的产业，“因为临近湖区，土地肥沃，种粮的收益前几年都比较高，但是从２００６年起种粮的回报越来越小了，今年很多的种地农民又放下农具再次返回浙江打工去了，粮食生产有可能迎来又一轮的低谷。”占梦来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据了解，鄱阳县粮食生产的高峰期是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因为２００４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例如“三补、两减”政策和最低保护价收购等等。

　　对此，占梦来对记者说：“这些政策的拉动作用是很大的，全县种粮面积由１５０万亩上升到２００万亩，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很高，但是从去年开始农户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了，主要是因为种粮的成本大大增加了。”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鄱阳县乐丰镇农民张志军对记者说：“２００４年的时候雇工主要二十多元一天，现在涨了三倍，要六十块钱了，要是农忙的时候这个价格还不一定能请到人干活。”

　　据了解，自然灾害也是导致农民种粮收益减少的重要原因，占梦来说：“病虫害肆虐导致减产，尤其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此外防治病虫害成本也极大地增加了农户的负担，每亩水田农药平常年份只要１２块钱就差不多了，但是去年起码要９０多块钱，据说很多农户的鸡因为偷吃谷子而中毒死了。”

　　种粮收益的减少还表现为更多的农户选择了转租责任田，张志军介绍说：“在２００５年的时候一亩地的租金要２００到３００元左右，而今年的平均价格每亩跌到了１２０元，甚至１００斤谷子都可以。”

　　在谈及鄱阳县粮食收购问题时，刘红专则表示出一种担忧，“实施了三年的国家保护价的托市政策效用越来越小了，因为市场的收购价格已经达到了八九十元一百斤的时候，粮食局的收购价格还是七十二元，所以去年我们是拿着９５００万元粮食收购款没有从农户收到一斤粮食，农户都把粮食卖给个体老板了，要是粮库没粮的话是直接威胁社会稳定的。”

　　据介绍，在鄱阳县收购粮食的多是福建、江苏和浙江的个体经营户，“有时这些收粮车子直接开到田里，以五六十元一百斤的低价把农户刚打上的粮食装车运走，有时一转手就能赚到几万块钱，但是农户却只能每亩地挣到一两百块钱。”鄱阳县农业局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粮食生产是“杀贫济富”吗？

　　粮食问题政府一直十分关注，随着２００６年全国范围内免除农业税，加上国家给予农户的各项财政补贴，这对于粮食主产区而言更多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负担的增多，然而粮食主要消费区域受到的影响则少得多。

　　“要是按照投入产出的效益来算的话，农户种粮划不来，同时我们这些粮食主产区抓粮食生产明显是吃亏的，农业税收一直占到财政的很大比例，现在取消了，同时还要从微薄财政收入拿钱组织安排农业生产，这是不公平的。”占梦来说。

　　据了解，鄱阳县２００６年的财政收入是２．５亿元，但是全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６亿元，近３．５亿元的资金空缺则是靠省里的财政拨款，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金有４００万元，“这些钱还只是针对扶持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和‘一村一品’工程等等，对于鄱阳县１００多万农民县里拿不出更多的钱。”占梦来很无奈地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粮食生产得越多相关的财政支出只会越多，因为抓粮食生产是只出不进。”

　　据国家粮食局的相关资料，国内粮食的主产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内蒙古、安徽、江西和四川等１３省�熐��牐�粮食主销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和海南等７个省（市）。

　　由于鄱阳县地处江西东大门，粮食主要销往浙江和福建，“我们的这些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收入原先很多依赖农业，一般财政收支平衡都很难保证，而那些江浙地带经济比我们强很多，所以他们的粮食生产越来越少像买平常东西一样购买粮食，而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刘红专说。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得知鄱阳县正在试图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县转化，由于地处位置和资源的优势，粮食加工业招商成了县里重点的招商项目，据该县宣传部负责人江海涛介绍说：“虽说是产粮大县，粮食的加工业一直是弱项，只是这两年通过对外招商才陆续建立一些较大的加工企业。”

　　记者通过一份鄱阳县对外关于粮食加工企业招商项目的文件得知，这些粮食加工企业大部分都是来自东部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居多，“他们不仅可以利用鄱阳丰富的粮食资源，同时还享受着各种招商减免税收的优惠条件，同时我们还负责解决有些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当地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其实粮食加工有时更多的是消化了当地粮食，帮助农民解决了粮食销售问题，实际上这些企业对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贡献不是很高。”刘红专介绍说，“现行的分税体制，粮食加工企业增值税收入的７５％上缴中央财政，地方只获得２５％，而粮食加工企业所得税收入的６０％给中央，地方只有４０％。”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鄱阳县的粮食系统还有大量的职工需要分流，“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我们这些产粮区来负责，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每年地方还得拿出不少资金逐步解决这些难题。”刘红专对记者说。

　　相关资料

　　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使得中部地区陷入“产粮越多则财政负担越重”、“贡献越大则义务越多”的不利境地。１９９３年开始实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资金，中央和省财政所承担的比例为１∶１．５，缺口部分分摊比例为１∶１；此后的１９９９年，中央对地方粮食风险基金补助实行包干办法。

　　一个地区生产粮食越多，地方政府配套的资金也就越多；从表面上看，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可以从这一政策中多得到中央的风险基金补贴，但是得到补贴越多，地方政府配套的基金也要跟着升级，中部等粮食主产区政府财政实力普遍不强，无不为此而不堪重负。中央、省财政与市、县财政负担的比例分别为７６％和２４％，虽然市、县负担的比例不高，但其绝对额相对于它们的财政收入仍然比较大，有些粮食主产区的风险基金配套额已经占其当年财政收入的１０％—２０％，“粮食大县”无不成了“财政穷县”。这一制度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中部等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使得中部等粮食主产区政府债台高筑。由于中部等农业大省政府财力有限，在执行中，配套资金几乎都有缺口。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对某省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６月的粮食风险基金筹集、管理和分配使用情况及截止２００３年末地方粮食储备和粮食企业财务挂账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粮食风险基金在产销区之间分配不平衡，主产区需求缺口较大，主销区有结余。中央下发的《粮食风险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地方财政特别困难的粮食主产区，在当年安排的地方配套的粮食风险基金高于上年的前提下，对确实无法足额到位的缺口部分，可以向银行借款。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吉林省，由于地方财力不足，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就已积欠粮食风险基金的配套资金达３０多亿元。中部粮食主产区的情况也与此大体相仿。

　　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使得“穷省”补贴“富省”。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给一块，地方政府掏一块，拼盘而成的，因此，每一斤商品粮中都含有产区政府的补贴。当相对贫穷的中部产粮省将其生产的粮食调往相对富裕的东部粮食主销区时，实际上也就将粮食风险基金的一部分调入了粮食主销区，这样就形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的不合理现象。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更是粮食主销区的事，不能让经济相对落后的粮食主产区来承担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