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应借鉴“单一规则”

　　近两年，央行接连加息，自去年5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也上调五次，央行这样处理，目的显而易见，紧缩银根，抑制投资过热。看学界的反应，一片叫好，虽有不同的声音，那也是认为此次存款准备金上调仅0.5个百分点，担心对当下过热的投资势头于事无补。

　　央行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经济，司空见惯，似乎无可非议。但经济学说，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通货。所以要考虑的是，央行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恰到好处，既不通胀，又不通缩。有前车之鉴，1988年治理整顿、收紧银根，1990年跟着市场疲软；1992年增加货币投放，1993年出现通胀，于是货币政策再转向从紧，不曾想，1998年后又出现了通缩的趋势。

　　世事如棋，变换难料。不过从理论方面看，货币投放与物价，并非猫捉老鼠，看破现象，却有规律可循，对此学界著述很多，讨论也不少。50多年前，关于货币政策“规则”对“权变”的那场争论，曾轰动一时，今天作简单回顾，我们兴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由于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权变”的货币政策自然成为西方各国的正统，大行其道。不过，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股反对“权变”的理论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高举这支反旗的领袖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这位个头矮小但思想超卓的经济学家，雄辩滔滔地对凯恩斯的“权变”政策进行了批判。

　　弗里德曼认为，“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据此，他力主政府放弃传统的“权变”政策，而建议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比如，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用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证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更不稳定。他通过对历史大量统计资料的考察和实证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能作用于经济。具体地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对滞”：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

　　正是由于存在这12~18个月的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就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由此可见，政府要担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倒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比如，货币当局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牢牢盯住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如此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以使经济趋于稳定。

　　根据自己的估算，弗里德曼指出，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再加上年产量平均增长约为3%，若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等因素，美国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5%。这种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货币供应确定的一条稳定航线，只要货币当局始终遵循这条航线，那么，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就能得以避免。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所以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则被认为是由于实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所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窥其一斑。

　　回头再说中国。据统计，2002年至2006年，货币供应（M2）年平均增长17．1%，而同期GDP年增长约10%，可见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偏快。为稳定物价，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长久之计，应借鉴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我的看法，考虑到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可把年货币供应（M2）增长率稳定在14%以内。利率可根据通货指数调节，但存款准备金率不宜轻易动它。公开市场业务，也应预先纳入货币供应总盘子，不可作为瞬间调节的应变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