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垄断一线岗位的制度性障碍

　　作者：朱四倍

　　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现有的1.2亿农民工中，举家在外的已经达到2430万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很难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虽然制造业农民工拥有保险率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养老保险的投保率已达到47.9%，但是从总体来看，全行业农民工投保率最高的工伤保险，投保率平均仅为28.5%。

　　与农民工很难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反差强烈的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当代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在华东六省一市许多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加工区，青年农民工垄断了几乎所有一线生产岗位。

　　一方面，是青年农民工垄断一线生产岗位；另一方面，是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如此现象背后隐藏了什么问题？笔者以为，这是农民工处于边缘地位，无法真正实质性融入城市的反映，以及由此形成的新二元社会结构。

　　消费高与工资低、期待高与素质低、关注高与保障低等，表明农民工的外来性和流动性使之更易受到打工所在地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使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等级关系。在一个以血缘、户籍、身份和体制内关系所维系的城市社会里，尽管本地生产岗位劳动者亦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仍然能够得到来自国家法律政策、各种体制内关系、家庭和亲友的保护帮助。而农民工的外来身份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政策保护的盲点，也很少享受到各种体制内资源的眷顾。

　　青年农民工无法享受公共服务的实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呈现分裂化。事实上，传统体制下与户籍身份紧密相连的就业、居住、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惟有社会保障制度依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利益差别。迄今为止，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保持了城乡分割的格局，即便是那些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非农化的人口，也依然被排斥于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可以说，真正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户籍制度，而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承担城镇居民特别是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的负担已经是异常沉重了，因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已无力承担。这种单纯从经济视角来看待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观点，显然违背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现代社会保障已不再是传统的恩赐式官办慈善事业，也不是以契约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是基于人们对平等、幸福、和谐生活的追求和保障全体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正义举措。就像城市居民一样，在1951年建立面向城镇劳动者的劳动保险制度前，也不存在政府事先的承诺或契约责任问题，但它却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也是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

　　正是由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在城市化进程中缺乏化解市场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处于边缘人地位，使农民工无法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无以化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风险。改变这种反差，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变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不合理的抗拒性、歧视性制度，如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等，让农民工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