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美纺织品反倾销第一大案最新追踪

　　本报记者 高渊 梁建刚 郭泉真

　　昨天，一条消息见诸各大媒体：涉及中国20家企业、金额5000余万美元的中国入世后中美纺织品反倾销第一大案———中美聚酯短纤反倾销案，最近美国商务部作出终审裁定，中方应诉的宁波江南化纤有限公司获得“零税率”。

　　这是2004年以来中美贸易在反倾销诉讼里中国企业首次获得零税率。

　　然而，当记者找到宁波当事企业，反应却大相径庭……

　　美方枪打出头“鸟”？

　　占线半小时之后，记者终于拨通宁波江南化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的手机，话筒那边压不住的欣喜：“完胜？是的！”

　　昨日消息传开，自是一片兴奋，不过，“自从我们一开始决定打这场官司，就已经知道一定会赢。”

　　孙亚说：“应诉之初，我们就在相关部门协调下，花大价钱请了律师，帮我们系统检查梳理，经受住美方初裁、终裁的考验，并最终获得成功。通过这一次诉讼，我们既保住了美国市场，又在成本上保持住了竞争的优势，而且根据美国法律，由于我们获得零税率，还可以不用像其他企业一样，年年到美国复审，节省下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笔钱，花得一点也不冤。”

　　“零税率”完胜。入世以来，只有极少数企业在中美反倾销案中取得如此佳绩，上一次是三年前。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江南化纤的这一份兴奋。

　　聚酯短纤是纺织业的重要原料，用于制造纺织品的基本原料———涤纶面料。然而，江南化纤并不是当地同行的“龙头老大”，也不是此次应诉企业群中的涉案金额最大者。最大的，是宁波大发化纤公司。当记者联系采访时，大发化纤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先是两次推辞，称公司已将去年至今有关此案的一切情况公布上网，随后在几次沟通后，终于倒出苦水：“不满意！这个结果我们一点也不满意！”

　　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此次美国商务部的裁决中，江南化纤完胜“零税率”，而大发化纤却还得缴纳4.86%的反倾销税率。虽然这相比不去应诉的企业要缴纳给美方的44.3%税率已是大大降低，但在大发化纤看来，还是很不满意：“聚酯短纤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相互间成本差距很小。而这一次虽说赢了，可判我们获4.86%的反倾销税率，相比获零税率的企业，我们的优势一下子就没了，还怎么在美国卖？还有，这件事在应诉之初，本就是我们大发挑头来做，现在美国将我们的税定这么高，很不公平。”

　　美方枪打出头“鸟”？一个客观事实是，作为宁波当地生产聚酯短纤的“龙头老大”，仅在美方反倾销案调查涉及的去年下半年，大发化纤对美出口额即达1400万美元，比排在第二的江南化纤的900万美元高出了一截。而在此次裁决中，无论是江南化纤的“零税率”，还是其他应诉企业的平均税率4.44%，都要低于4.86%。在应诉企业中，大发化纤的税率是最高的。

　　别具意味的是，另两家此次获4.44%平均税率的企业，也都是大觉不平。其中一家华顺化纤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一张姓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厂年产10万吨聚酯短纤，2万吨出口美国，总量虽然比不上大发化纤，但现在这个税率一出，说实话，我们在美国原先仅有的一点优势也没了，我们也只能回国……”

　　曾和江南化纤“同一条战壕”的大多应诉企业，反应却截然相反。这是完全正常吗？

　　华顺化纤的张先生明确表示：“因为继续申诉费用很高，我们会等待其他企业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计划。”

　　大发化纤的刘先生斩钉截铁：“我们肯定会有下一步计划，你等着看吧！”

　　“我要说，做得好！”

　　“我要说，做得好！”

　　曾被称为“中国民间企业应对反倾销第一人”的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早在2002年主动组团“远征”欧洲去交涉制裁。昨日他听说此次“零税率”之胜后评价道，中国纺织业这一次已经胜利了。

　　和黄发静当年一样，此次宁波聚酯短纤企业在事起之初，也是一纸起风波。

　　前年6月23日，3家美国聚酯短纤制造商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递交一纸起诉书，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聚酯短纤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征收101.52%的平均反倾销税。事情一出，在当时就有评论称：“具有风向标意义……其成败将影响到中国纺织业其他品种的出口，即可能陆续面临类似的反倾销调查。”

　　事关重大，仅仅6天之后，国家商务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宁波经贸局及数十家企业代表紧急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方面，商务部与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将在行业及政府层面与美国进行斡旋，争取为中国企业的应诉创造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每家涉案企业将分别聘请律师，单独应诉。

　　就这样，中国企业纷纷开始了应诉。去年7月，美方正式立案后，年底作出初审裁定，给宁波江南化纤、大发化纤分别予以15.35%和4.39%的反倾销税率。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派员来宁波实地察看，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也在宁波召开应诉协调会，以大量翔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化纤企业没有对美国造成产业损害和倾销。如今，终审裁定出来了。

　　一场诉讼下来，江南化纤的心得是：“要应诉，要积极，要主动，要认真。其实有关反倾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一定的法律条文，只要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再去改正或者澄清，就会成功。”而另两家没应诉的当地聚酯短纤生产厂家，因为要缴44.3%税率，“逼得我们只能在国内销售了。”

　　所以黄发静强调：“我们要明白，和他们打官司，不是讲谁有道理、没道理，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找到理由来维护自己。我们中国的民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明白，任何摩擦，只要你应诉，国外就不再可能作出单方面惩罚裁决，而必须一步步调查取证，结果往往会减少我们很大的损失。所以无论怎样，我们的企业敢于直面应诉，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浙江现象”的背后

　　耐人寻味的是，江南化纤并非首次面对这种危局。

　　2004年，江南化纤刚刚成功开拓欧盟市场，就遭遇到了反倾销诉讼。虽然出口量并不大，公司还是作出应诉的决定，成为国内仅有的5家应诉企业之一。在艰苦努力下，他们最终拿到了26.3%的分别裁决税率，而所有未应诉企业则被课以49.7%的最高税率。在沉默还是应战的抉择中，江南化纤两次果断选择了后者。而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大多数中国企业最初的反应是束手无策，被动应对，这种做法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这种消极的态度正在改变。从国内眼镜行业的被动应诉到自觉行动，到打火机行业以过硬的经营管理主动出击，再到鞋业的危机公关，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反倾销调查进行有策略的还击。

　　引人注目的是，站出来说话的企业大多来自浙江。不论是打火机案中的温州日丰公司，还是鞋业危机中的奥康集团，再到现在的江南化纤和大发化纤，都不惜成本当起“出头鸟”。对此，有人称之为应对反倾销中的“浙江现象”。

　　去年7月，美方关于聚酯短纤反倾销立案后，浙江有关部门和企业便开始积极应对。一方面，企业应诉准备工作充分到位，大发化纤和江南化纤两家龙头企业都聘请国内外律师，在他们指导下开展应诉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政府主管部门积极介入。当地外经贸局专门召开了美国市场化纤反倾销座谈会。会后，当地外经贸局一直跟踪该案进展情况，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企业，帮助企业正确、及时应对。

　　作为一个以一般贸易为主要出口贸易方式、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要出口经营主体的外贸大省，近年来，浙江省正感受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去年9月，还出台了《浙江省应对出口反倾销暂行办法》，成为我国应对出口反倾销的第一个地方性文件。《办法》明确“企业是应诉主体”，规定：涉案金额在全国排名前10位的企业，或涉案出口金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不参加应诉的，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外经贸主管部门递交书面说明材料；拒不执行应对出口反倾销相关措施的企业将被通报，并记入该企业的信用记录。

　　在鼓励推动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同时，政府还加强服务。浙江省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对外贸市场风云变幻作评估，并发布出口反倾销红、黄、绿三级预警警报：“红色”表示根据目前的出口情况，该产品已面临设限威胁；“黄色”表示继续保持目前的出口速度，该产品可能招致设限威胁；“绿色”则表示该产品与设限威胁尚有一定的空间，可继续出口。

　　由此不难看出，从一脸茫然到沉着应对，在“浙江现象”的背后，是政府与企业携手建立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新机制，提高抗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去赢我们该赢的

　　恰恰也就在昨天，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一天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重点就是在中美贸易顺差上升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时，探讨如何改善两国的经济关系。

　　上周，美国第一次就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向世贸组织正式提出两项申诉。而自2004年以来，彩电、零售购物袋、对虾、熨衣板、木制家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有一种说法是：中美面临“贸易摩擦多发期”。还有一种说法是：“中美贸易战”。而无论哪种说法，中国都正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值得高兴的是，对此，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成熟的心态，一种正确的认识。

　　正如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所说，在美国加强贸易法律时出现贸易争端很正常，“如果与主要贸易伙伴没有发生摩擦，这才是不正常的。”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说：“我们都要摈弃一种错误心态，那就是把贸易争端泛政治化。中美出现一些贸易争端很正常。企业都有一个赢利的基本需求，美国厂商觉得中方企业给他们带来压力、影响他们的就业，就提出上诉。中方觉得不公平，那就去积极应诉。这本来就是一个商业范畴的事，就事论事。我们已经入世这么多年了，应该成熟起来，通过行业组织提高我们企业的应诉能力，去赢得我们该赢的。”

　　怎么去赢？首先就得应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