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１９９０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中国城镇中没能就业的劳动力已经高达５５００万人；未来几年中，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２４００万人，按照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大企业和政府建设拉动的方式和政府对创业和就业的管制，最多每年只能解决１１００万人的就业，照此势态下去，再过五年，我们会在城镇中积累１２０００万失业劳动力。
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具体是指季节性、临时性、家庭性、流动性、作坊式等创业和就业形式。季节性创业和就业，如随着旅游的旺季和淡季，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毕业等等，形成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农业产品小型销售和加工、小打字印刷经营点等等，其经营者和劳动者随旺而营，随淡而歇；临时性创业和就业，是市场上有临时性的需要，创业者和就业者为满足这一需要而临时组合生产要素，提供服务，获得收入；家庭性创业和就业，如在家中从事咨询、手工加工、电器维修、幼托护理、农家乐、高效种植、观光农业等等生产和服务；流动性创业和就业，如人力车、流动餐饮摊车、流动商贩等等；而作坊式创业和就业，如人工擀面条、酱菜等等作坊式生产和经营活动。还有保姆等等，都属于家庭就业这样的非正规就业的范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非正规创业和就业，其一般可解决一个国家１／４到１／３的就业。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向非农业转移和城市相当一部分居民谋生、获得收入，甚至致富不可或缺的领域和方式。如果政府的相关部门执政真正为民，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的民生，特别是为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民生考虑，改革目前的发展思路和管理办法，乐观估计，将会创造１亿左右的就业机会。
就目前的体制和政策来看，在中国，几乎没有非正规创业和就业的空间。国外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就业问题解决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体制、政策和管理上鼓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以解决就业和富民；而中国各地的发展中，忽视甚至歧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许多地方领导喜大偏大，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上档次、上规模和做大做强的要求很迫切。国外许多国家有非注册登记企业存在，如英国和德国有１／３的非注册登记企业，并且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负要比大型企业低１／３；而在中国，农民到城里卖瓜，小商贩在路边卖点菜，农用车临时拉了一车砖，擦皮鞋、修理自行车、早点摊等等这样的营生，都要注册登记，否则为无照非法经营。许多这样的营生，一旦注册登记，需要审批，需要交一笔登记注册费用，特别是每个月要交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等等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政府各部门收取的费用，而且动不动检查罚款，交的要比其经营的收入多得多，费比税多，税费负担水平比大企业还要高，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经营得下去。国外许多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家，在其城乡，容许城市小商铺小门店存在，容许路边摊存在，容许住宅经商，容许跳蚤市场存在，容许游商存在，容许人力车存在；而中国一些城市，在建设中，把小商铺改成了大超市，搞卫生城市而不让路边摊点、游商等存在，管理交通而不让人力车运营，拿出各种理由不让在自己的住宅里创业，等等，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不让非正规创业和就业存在的事例来。
为了缓解紧迫的就业压力，我们政府的许多管理观念、体制和政策需要认真进行反思，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１、需要改革的管理观念是：凡事都要纳入正规管理，否则违法；有的创业设置了许多前审批，而不注重过程管理。有的城市有数万辆运营的黑车，有几十万下岗职工、失地无业家庭靠其谋生，如果真要全部打掉，这几十万人靠什么生活呢？政府能提供救助吗？有的城市不准在住宅里经商。想一想，本来中国就人多地少，如果非得要全国已经在自己住宅创业的人，都从自己的家中出来，向政府要地，到市场上购买经营用房，１８亿亩耕地能保住吗？房价能控制住吗？如果因成本高而近千万的自我在家中创业和就业的人失业，政府能提供失业保障吗？２、往往一个营业点出问题，便株连九族，都要停业整顿，或者关闭，大面积检查，并成为一些执法部门罚款收钱的好借口。如有的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为了卫生达标，创建卫生城市，规定全市只能有８０个瓜摊，其余卖瓜的、农民进城卖瓜是非法的；治理超载，从结果来看，超载没有有效管住，反而给路政部门提供了罚款的机会。一旦超载确实没有了，路政部门的收入来源也就断了，其经费自筹人员的工资和奖金就没有来路了，这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最担心的。最后的结果是，或者一些个体运输户不堪重罚，破产倒闭，或者越罚越超，越超越罚，形成恶性循环。３、工商、质检、城管、交通、卫生等部门设置了管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机构，但是财政对它们不拨款，让他们对行政、执法的对象进行收费和罚款解决自己的工资奖金、日常经费、办公楼和设备的建设及购置等，这些专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进行的歧视性收费和管理，使得在中国的创业环境十分恶劣。
最近，我到浙江调研，发现政府各部门对非正规经济宽容的地方，不仅解决了本地就业问题，而且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就业，人民富裕，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如浙江的诸暨市，１０万家企业，其中６万家是非登记企业。在大唐镇，一个有１２万平方米１２００多个商户的商贸城，政府与工商协商，只收２５万工商和市场管理费。在诸暨，家庭工业，没有雇工的，年收１０元工商管理费；有雇工的，年收５０元管理费。而我在另一些城市调研，一个个体商户，一个月要交５００—２０００元不等的两费。中国的正规金融体系，一般不会给没有抵押资、小本微利的创业提供贷款。浙江的温州和台州等地，对民间借贷这样的非正规金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获得了宽松的资金支持。试想，如果企业都要实行登记注册，政府各部门都按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收费，家庭住宅不让进行加工经营，将民间借贷打光，浙江的经济一定会彻底垮台。
许多中小企业是从非正规创业发展而来的，许多大企业是从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没有当年街头修鞋，就没有今天的南存辉和正泰。我的看法是：与人群中不准婴儿和少儿存在，要求婴儿一生下来就会说话、走路，而在学步中不能摔跤的想法一样，一个国家，不容许存在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都要到正规的企业去上班，都是合乎标准的大企业，企业一诞生就合乎一切规定，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管理理念。为了需要大量转移的农民的利益，为了城市中大量底层居民的生计，政府各部门需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克服部门利益，不要光口头上执政为民，要宽容为怀、善待民生，对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网开一面；实行非登记体制，或者备案制；将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管理等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全额由财政供养，废除他们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歧视性收费体制；遇到问题，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善意地进行教育和引导，不要以罚款和收钱为目的进行检查和执法，或者趁解决问题、加强管理之机而打劫；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容许家庭创业和住宅从商；容许民间借贷存在，并进行有效（不是为了罚款）监管。一些部门总是认为，放宽和放活，将会出现城市交通混乱、卫生环境恶化、城市景观不雅、集资诈骗、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因此，不能开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之禁。我则认为，为了不让上述问题出现，而将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一扫而光，而不顾民生，是一种执政水平很低和执政能力很差的表现。把非正规创业和就业管理得没有了，城市可能有秩序和干净了，但是，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没有地方就业，没有生计，其带来的社会风险和成本，可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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