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失衡根在储蓄率过高 对冲工具多为治标

　　　本报记者 陈昆才 南京、上海报道

　　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升温，关于宏观调控下一步的讨论也渐入高潮。各方观点云集之中，央行的态度当然尤为引人注目。

　　5月1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国民经济将继续较快发展。报告在充分肯定宏观调控效果的同时，也认为当下经济结构问题依然突出。

　　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报告认为，“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的趋势有所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贸易顺差继续增加，流动性过剩依旧。”而在此背后潜藏的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

　　5月8月，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用“经济失衡”一词概括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核心。

　　周忠明坦言，经济结构问题“根子出在储蓄、投资、国际收支这三大块中，储蓄率过高、投资局部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越来越棘手的问题，越迟解决越难解决。”

　　周忠明明确提出了包括减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及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内的多项政策建议。

　　目前的对冲工具多为治标

　　《21世纪》：你所指的中国经济失衡有哪些主要表现？

　　周忠明：从表象上看有四点。首先，经常性项目与资本项下双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剧。其次，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外汇储备资产风险较大。第三，银行流动性过剩。第四，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偏大，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宏观调控任务艰巨。

　　《21世纪》：就流动性过剩问题，央行一直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2007年以来四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共2个百分点。此前也有消息称，财政部将发行特别国债来回收流动性。你如何评价这些对冲工具的效果？

　　周忠明：在我看来，央行的对冲工具，以及未来的特别国债和对出口的控制，多为一些治标的措施。

　　央行回收流动性将起到两个作用。首先，如果央行收的多一些，市场利率相应也会上升一些，而如果商业银行自身流动性少，则相应会控制对境内的贷款，从而抑制境内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抑制了境内投资，更多的产品选择出口，同时国内市场利率提高又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导致外汇流入更多，转一圈又回来了。

　　所以，这些对冲工具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而根子就在于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不是老百姓储蓄率过高，首先是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持续走高。

　　储蓄率不降下来，不是刺激投资，就是刺激出口，只有这两条渠道。所以要治本，治本是要在治储蓄率过高的根子上下功夫。

　　《21世纪》：从经济失衡的表象过渡到储蓄率过高，中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的？

　　周忠明：首先，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都是流动性过剩的后果之一，而流动性过剩主要又来源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央行被迫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呢？

　　一般的分析都从贸易角度入手，认为外贸出口过快。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贸易本身是既成生产力和市场流通的一个反映。是什么造成我们有大量的资源输出并形成这样的贸易顺差？贸易本身并不回答这个问题。

　　其原因是国内的需求不足，企业根据资本逐利的原则，去寻求国际市场。从199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扩大内需，为什么效果不明显？

　　一开始大家将原因归结于老百姓不肯花钱。实际上，这种观点似是而非，近几年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社会零售额的增速在10%以上(注：央行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5%，增速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方面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国内需求又不足？其实，真正的需求没有增长反而储蓄率增长越来越高的国民经济部门是政府和企业。

　　政府储蓄率持续走高是主因

　　《21世纪》：你谈到政府储蓄率持续走高，而大家可能普遍感觉到，政府也是负债经营，地方都反映是“吃饭财政”，为什么宏观数据与实际反映有差异？

　　周忠明：近几年政府真正的收入渠道在不断拓宽，财政预算收入只占了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传统上，我们只计算财政预算收入，这是不准确的。目前，政府收入一般有三部分，一是财政预算收入，二是政府部门非税收入，三是土地转让收入。就江苏省来说，2006年一般预算收入1600多亿元；有专家估计政府部门非税收入在1500亿元左右，非税收入已接近一般预算收入；而包括拍卖和协议转让在内的土地收入有1000亿元左右。由此可见，一般预算收入还不到三部分收入总和的一半。

　　一方面收入渠道拓宽，另一方面，近几年，财税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另外，由于还有一些不包括在财政收支核算范围内的部分。所以，单纯从财政收入看政府储蓄率还不够准确。不过，政府储蓄率持续走高的趋势是明显的。

　　《21世纪》：你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企业储蓄率走高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储蓄率走高的结果。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周忠明：由于政府没有完全从竞争领域退出，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搭建企业平台进行投资，政府收入并未真正全部用于公共财政支出，而相当部分用于竞争性行业，用于其他的投资转移。结果是政府部门储蓄通过投资转变成企业储蓄。

　　另外，除了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引致的高储蓄率，我们的国有企业不用上缴利润，助长了企业积累的增长。虽然企业资金状况不均衡，但总量上，企业储蓄率也在攀升。

　　《21世纪》：高储蓄率反映了哪些深层次问题？

　　周忠明：社会储蓄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根据IMF的估计，2004年中国的居民储蓄只占GDP的16%，而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分别占到了23%和11%。这三类储蓄的增加都反映了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分的改革滞后导致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其次，国有企业税费改革后，不给国家分红，大量的企业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而民营企业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发达，获得资金的难度较大，为了未来的发展，大部分需要靠自己的积累，所以出现资金窖藏。最后，政府收入相当部分用于了投资，从而也抑制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首先要减税

　　《21世纪》：你个人有何政策建议？

　　周忠明：首先是减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个人所得税阶差。

　　国家此前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是从调节储蓄与消费的关系入手，而是其他角度。如所得税合并，是为了内外统一，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税赋。

　　此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1600元，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够。目前，个人所得税增长还是很大，没有扭转这个趋势(注：今年一季度个人所得税增长25.2%)。

　　在税收上，国家还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经过总体测算，调整和降低整体的名义税率。特别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不是对富人降低，而是中等和中等收入以下的居民都不要纳税。其次是扩大个人所得税阶差，原来的阶差太小，没有真正反映收入差距，反而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

　　《21世纪》：如果减税，老百姓免税的钱是否又会变成储蓄？

　　周忠明：启动居民消费，要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即扩大社会保障系统覆盖面和完善义务教育体系。只有这样，居民才能花钱。

　　扩大社保系统的覆盖范围，当然不能过快，因为这个是能上不能下的，避免西方福利国家政府负担过重的问题，要稳步推进。

　　对个人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住房。需要改革现行城市住房市场制度，启动农村住房市场化进程。现在的城市住房制度是中高收入阶层的住房制度，没有考虑中下收入阶层。而经济适用房在现在的制度设计中容易造成寻租。另外，今后的城市住房制度设计必然将农民工及其家属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