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路在何方？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

　　● 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的确是西方普遍采取的民主形式，但它们毕竟不能等同于民主本身。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本身是个很大的误区。没有一个社会和国家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民主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现、而存在的

　　● 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权利能否得以充分实现，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总之，能否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这是衡量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 民主一定是“国产”的好，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发生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环境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民主是内生的

　　● 在社会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西方民主是有效的，言论自由在这个时候好处较多，坏处较少。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社会分歧很大，现在让大家争论起来而又不解决实际问题，只能增加社会怨气和加剧社会矛盾，于社会、于人民何益之有？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话题，由于其高度的敏感性，目前很难有直接的消息透露出来。但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围绕“中国式民主”的各种讨论，以及理论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一时蔚为大观，再度唤起人们对中国政改路线图的预测乃至猜测。

　　最近，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在4月份刊登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该文称，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能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而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即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

　　这篇文章是《人民论坛》杂志和人民网要闻部联合主持的“中国式民主模式”主题讨论的结果之一，参加这次讨论的除了刘熙瑞，还有包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燕继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等多位专家学者，讨论中形成的观点和文章统一发表在《人民论坛》4月号上。

　　《人民论坛》4月号一出版，马上引起了理论界和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围绕中国是否确立了自己的民主模式出现了各种声音，大有引发“民主大讨论”的态势。

　　事实上，此次关于民主的讨论，可以前溯到去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该文作者俞可平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其实只是一篇重申常识的文章，俞可平写到：“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这篇1800多字的短文在《北京日报》登载后，迅速被海内外观察人士解读为“十七大”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只风向标。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等先后转载该文，并通过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各大新闻网站获得广泛传播。

　　围绕中国民主问题，引起关注的还有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办的月刊《炎黄春秋》。创办于1993年的《炎黄春秋》在今年2月号发表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该文措辞大胆，称“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谢韬呼吁，“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该文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围绕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改方向的讨论和批判还正在热闹进行之时，《炎黄春秋》在三月号刊载《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文章，4月号又刊登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称陆定一生前主张“公众及媒体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反腐败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5月5日，陆德的文章被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部分转载摘登。

　　讨论民主的民间声音此起彼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4月20日，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也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让媒体说话 天塌不下来》，文章的作者是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武和平写到，“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动说，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

　　武和平的特殊身份和这样前所未有的鲜明主张，不得不令外界猜测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刻的政治背景。越来越多的迹象也表明，中央高层似乎也希望把多年中国的政治和民主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5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刊登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执笔的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文章强调，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文章也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的认识还将随着实践而不断深化”，“在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应当进一步注意和把握好以下几点：毫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始终坚持自身特点; 注重民主实质与民主形式的统一；坚持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关于中国民主的标准、形式和实现路径等问题，各种意见观点得到了一次空前的集中阐发。就此，5月15日，《商务周刊》对房宁进行了专访。

　　《商务周刊》：在“十七大”召开前，关于“民主”的话题又热了起来，无论理论界还是普通民众都非常关注，很多学者也不断围绕“什么是民主”、中西民主制度比较以及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等发表文章。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您如何看待民主？

　　房宁：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的内容了。比如说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等等，这些的确是西方普遍采取的民主形式。但它们毕竟不能等同于民主本身。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本身是个很大的误区。所以，当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西方常见的民主形式的时候，就判定中国没有民主，而全然不顾中国的历史、国情，这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并不理解。

　　看待民主应当首先从本质看。没有一个社会和国家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是为了追求某种民主的形式而实施民主的。民主不是摆设，民主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现、而存在的。因此，我们认识民主，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问题，这就是要看：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权利能否得以充分实现，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进一步讲，这种制度能否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能否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实现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总之，能否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衡量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其他的标准都是次要的，因为民主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和任务，来抽象地谈民主。

　　《商务周刊》：现在国内外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还有很多争议，争论的焦点仍是老问题：中国的民主为什么不实行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那种民主形式。在您看来，民主具有普适性吗？

　　房宁：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包含一定的普适性。但目前西方世界普遍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世界上统一的民主标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各国的民主道路、实现民主的形式是特殊的、具体的。制度是人的选择，但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的。人们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和创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由历史定义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国际环境。

　　中国搞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考虑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考虑当前的国际环境。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民主的道路、民主的实现形式就会有所不同。民主一定是“国产”的好，不宜搞引进和模仿。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发生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环境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民主是内生的。

　　商务周刊：刘熙瑞教授在《人民论坛》杂志上撰文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而最近，“印度信息网”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式民主制度正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您认为，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存在吗？

　　房宁：我赞同刘熙瑞教授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应该说基本形成，其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三统一”：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最近在《求是》上发表的社科院文章，核心讲的也是这些问题。中国的民主是历史困境中的选择，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题。这一历史主题设定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各种思想理论、政治力量、社会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命运，规定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

　　如果用历史的、具体的眼光看中国的民主，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中国民主，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实现民族自决阶段、实现社会平等阶段和逐步扩大个人自由权利阶段。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迈出的三大步。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民主政治的实践内容也是不同的。

　　民主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这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民主要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变动的社会提供一个合适的政治结构，以容纳和促进其发展，保持其活力与稳定。中国的民主建设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建设。因此，我们要在自己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系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支撑，实践就缺乏自觉性，就没有底气，就会受到干扰。

　　《商务周刊》：目前，围绕民主问题，学术界的思想很活跃，表达了各种主张，比如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您对这些观点怎么看？

　　房宁：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主张值得关注：

　　一是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主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党要与国家政权脱离。二是扩大竞争性选举。主张不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国家民主，都加强竞争性，扩大竞争性选举。三是主张中国民主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在民主发展的贡献最多，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更需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民主形式。

　　毫无疑问，选举、协商、监督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具体的民主制度之中，如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在我国的各项具体政治制度中，选举、协商和监督等民主形式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人民主权；实施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人民群众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自治组织的领导人。我认为，在现阶段，发展民主协商和加强民主监督，是我们探索和完善民主形式的重点。这是由现阶段国情特点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多发期。在这一时期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发展民主协商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因素对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在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因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对权力的腐蚀，就成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加强民主监督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范和遏制腐败的制度保障。

　　《商务周刊》：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要进行竞争性选举，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是否可以像西方那样搞竞争性选举？

　　房宁：我们现在处于经济发展很快、矛盾冲突很多的“转型期”，根据包括西方在内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这一时期，扩大民主的竞争性会增加社会分歧，加剧社会的矛盾，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宜搞竞争性选举，有三条理由，简单说第一是易导致金钱政治，第二是易扩大社会分歧，第三是成本太高。现在搞竞争性选举，结果只能是“图虚名而招实祸”。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现实问题，也是必要的和紧迫的，但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扩大竞争性选举，不能切实解决问题，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弄不好，就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教训过去很多。

　　熊彼特是现代西方重要的思想家，他所倡导的“精英民主论”，将民主看作是“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大众选择政治领导的过程”，而选举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因此选举就是民主的精髓，是西方政治民主的最集中的体现。

　　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选举是一种通过人民的自由投票产生由资产阶级权势集团确定的政治领导人的方式。选举是一个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奇观，它是一项规模巨大而精密准确的社会控制工程，它使得无数公众的分散、无序的个体行为，经过一个受控的政治过程，准确地达到一个既定的政治目标。在这种选举中，表面上看是公众用选票来选择政治领导人，而实质上是权势集团用钞票来确定政治代理人。

　　《商务周刊》：“自由的毒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出自夏兰斯基之口，这位备受美国总统布什推崇的以色列学者以推行“城市广场实验”（town square test）和言论自由著称，并始终坚持向全世界输出西方民主的政治理念。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城市广场实验”式的言论自由是否有意义？

　　房宁：民主的形式总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现代西方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西方，人们更关心的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相应的保护个人的权利，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问题上形成的。

　　在现代成熟稳定的西方社会，一般情况下，多党制下的每个党的基本利益价值观念没有根本的冲突，社会的主流意识分歧不大，所以“城市广场实验”式的言论自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的情况下，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是有效的，言论自由在这个时候好处较多，坏处较少。

　　但同样在西方历史上，比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社会分歧很大，言论自由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罗伯斯庇尔的一句话，“路易必须死，因为法国需要生”，就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结果没过几年，杀人无数的雅客宾派在一次辩论中失利， 群情激愤之下，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所以在社会分歧较大情况下，言论自由的社会效果不同于社会分歧小的社会。

　　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社会分歧很大，现在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大家争论起来而又不解决实际问题，只能增加社会怨气和加剧社会矛盾，于社会、于人民何益之有？

　　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的任务重，还要追赶世界。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民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效率，也就是把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民智、民力集中起来，快速发展。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中，权利和权力的关系问题虽然已经出现，但不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实现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满足这个要求，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符合国情需要的政治制度，才能够在中国站住脚。

　　对于争取民族复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人民既是社会的主体又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对待民主和权利问题，不能够采取主观的教条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离开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谈论中国的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

　　《商务周刊》：那么中国式民主的实现路径和现实内容是什么呢？

　　房宁：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应当走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路子。

　　具体讲，应该进一步扩大民意的征询系统，包括就一些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征求党外意见，以后可以进一步扩大，需要建立相对独立的民意调研机构和政策评估机构，政策制定前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制定中吸收民众参与，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估要看民众的反映和评价。

　　政治协商也要进一步制度化，现在重大决策前都要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所以要进一步建立机制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采取法律、舆论等多种手段对党和政府以及干部实施监督，比如最近徐工案、鲁能改制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众参与和民众监督，就是非常值得总结的民众监督政府的好形式。

　　《商务周刊》：进一步完善中国式民主模式，并最终让世界承认中国式民主与西方民主一样是人类发展的有效模式，但在中国的复杂现实环境下，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充满挑战，至少从国内矛盾看，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对市场经济根基的腐蚀越来越严重。

　　房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未来的路还很长。当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有许多课题需要探讨，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这个过程会很长，很艰难。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走的市场经济道路对民主政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市场经济有促进人民权利意识增长的作用，市场经济导致的多元化利益格局催生了民主政治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消解社会经济平等和腐蚀权力的作用，但这些问题在西方历史上曾导致当权者被迫提高制度化水平，完善权力制衡，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国家的制度化水平和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减少市场经济给政治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