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文明之路

　　在一个以工商经济为主题的社会里，企业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体，企业家精神正是启动企业这台机器的引擎。

　　——网络无名氏

　　作者简介：叶檀，本刊特约观察员

　　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

　　——熊彼特

　　企业家从中世纪诞生之初，就被塑造成两个形象：一种是进入原始资本丛林利用他人和辛勤劳作吞噬财富的怪兽；另一种是财富的创造者与市场的创新者。

就像美国的企业家群像中穿插着贪渎不法的私酒贩子、四处拓荒的铁路公司老板、还有让美国人肃然起敬的摩根银行创造人JP摩根一样，企业家的形象是立体而丰富的。

　　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无数个瞬间，但在历史的每一页留下最多注脚的，留下最生动、复杂形象的，是起“积极破坏”作用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他们在企业组织、资金运作、政策制定、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不停地打破成规建立新规。这两个群体不仅配合默契，甚至在特殊时期中将两种角色集于一身，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阶段：中国的经济第一次不依靠来自于小农经济组织的征粮纳赋。世界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运动使国人离商业文明更近，适应新经济模式的全新经济规则与现代以自由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商业文明逐渐深入人心。

　　历史转折期是伟大的政治人物、商业人物、民间精英集中出现的时代，其中大量涌现的、社会急需的另一批人物是现代市场经济所急需的资源组织者与财富创造者，按照市场模式配置资源创造财富的企业家阶层顽强地从各个阶层中冲破阻碍应运而生。

　　被社会所接纳的、以企业家为积极力量、以市场制度建设为支撑的现代商业文明，与逐渐完善的法治、愈益丰富的产品、人类越来越大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成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普适价值。这一价值就其对国家的贡献而言，既与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相续，又与世界文明中的普适价值血脉相通。

　　当商业逻辑与行政逻辑开始成功对接

　　在社会发展经济的呼吁声中，具有积极破坏精神的企业家进行着各种提高经济效率的尝试，逐渐沉淀于政策与制度，成为民族现代商业文明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硕果仅存的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就敏感到资本回归时代的来临。荣毅仁以个人名义提出组建信托投资公司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首肯，1982年中信向世界募集到第一批100亿元债券。事后，荣毅仁简短地概括道，资本回来了。

　　资本重新回到中国，同时回来的还有从无到有的私营经济与企业家。

　　1992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引发了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奔赴特区创业的潮流，无需号召，双方对于市场发展的内在认知足以激励那些想成为企业家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正是这样的默契，一次次地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程，使得改革成为那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企业家们自觉的创新与创业。

　　在此，企业家的商业逻辑与社会发展逻辑主动对接，成为造就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的成就、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世界奇迹的重要原因。而政治家们的行政逻辑中蕴含着的市场经济逻辑，成为潜藏于海底的、悄无声息却又时刻存在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一力量不仅表现为在每一阶段对改革成果的制度性认可，更表现为对我国社会转型各种创新思想、创新行动的默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转轨时期十分漫长。转轨期的特点之一是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与法律法规建设必然出现的滞后性形成尖锐矛盾，改革创新行为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合法身份。因此，创新之举在当时往往被视为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事后却能被证明对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率具有重大作用。

　　转型期“建设性破坏”的特点，恰好与企业家的“创新性破坏”的特点十分合拍，现实印证了这一点。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物，不论是政府官员、国企老总还是具有改革意识的安徽小岗村农民，以坚韧的毅力一点点突破计划经济的自我封闭之圆，打造出越来越宽阔的市场天地。

　　在艰难的改革初期历史阶段，政府的主流逻辑与企业家自发的商业创新逻辑达到高度契合，否则改革难以突破重重阻碍取得目前的进展。我国改革历程中的几次重大变革的背后，都有着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改革人物先行、政府默认、合法性追认、拾遗补阙完善制度这几步曲。当然，这些步骤有快有慢，视先行者与社会达成默契程度和速度而定。但毋庸置疑的是，目前沉淀于基本经济运行制度之中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分配体制，就是各方共同认可的结果。

　　小岗村的历史性突破自不必说，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于个体户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个体经济曾遭遇数次挫折，其中最重大的是对于其存在合法性的质问。1981年，由于中央财政出现困难等原因，个体经济遭到严厉整顿，个体户与社队企业与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夺原材料的行为、贩卖工业品等行为被严格禁止，浙江乐清最早生产小电器、小五金的史称“八大王”的8个小业主被以投机倒把罪成为全国通缉要犯，关进监狱服刑。但市场的这场严冬很快显现出负面效应，个体经济一片肃杀。1984年，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明确提出，“‘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复查，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改革意识极强的官员主动为原始的市场经济正名，温州商品经济才得以跨过第一道鸿沟。闻名世界的小商品城由于各方发展经济的共识，在政府与无数小企业主的默契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机倒把罪”这一内在含义模糊不清、对市场经济发展极为有害的罪名。将这样的罪名从人们的潜意识里彻底清除出去。虽然代之以市场化的流通与贸易概念需要一定时间，但转型期的人们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

　　另一个虽无明确结论却胜似定论的典型案例是河北孙大午案件。2003年，名列全国私营企业500强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成为全国曝光率最高的人物。

　　孙大午案发生伊始，就引起了金融界、学术界、企业界的普遍关注，各种分析与评论在剖析民间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全面解剖了我国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我国农村金融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的窘态也通过该案集中曝光。一场营救“好人”孙大午的行动，伴随着对民间与农村金融的反思席卷全国。

　　孙大午的结局与其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反思的开始。作为令人欣慰的余音，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另一则新闻：2006年12月，银监会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农村基层金融机构向各类资本放开。这一结果未必与孙大午案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但类似的企业家闯关事件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毫无疑问直接刺激了农村金融的市场化准入制度的调整。

　　把无数类似个案贯穿起来，我们能够大致勾勒出中国市场经济的全景图——在社会发展经济的呼吁声中，具有积极破坏精神的企业家进行着各种提高经济效率的尝试。其中有一些符合社会发展整体方向的尝试性做法，或迟或早被有关决策者吸纳成为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性沉淀，成为民族现代商业文明的财富。

　　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不仅意味着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与企业家所创造的财富的认可，更是对创造财富的方式以及日益提升的社会责任的认可。

　　以创造财富体现社会责任，在此，企业家的财富逻辑与政府、社会的逻辑成功实现对接。现代商业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和谐与富裕，成为各方共同认可的普适价值观。沉淀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成为改革推进动力的，是符合且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现代商业文明理念。

　　行政与商业逻辑在更高平台上对接

　　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中国一些企业的财富生成方式正遭遇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中国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商业文明必须注入新的和谐内涵，以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前行。

　　2007年1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郑重撰文提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而且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门槛。

　　中国一些企业的财富生成方式遭遇到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当经济以极限速度向前发展时，一些更宏大的构架被急于赶路的人甩到脑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让位于对具体经济指标的追求。但改革迟早会带来商业文化、普适价值、利益分配之间的巨大变化，此时，以往的价值观不敷所用，商业文明必须注入新的和谐内涵，以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前行。否则，不仅企业家，所有的人都将陷入巨大的历史裂层地带不能自拔。

　　对于企业家而言，不仅要成为更有效率的经营者，还应顺应时势成为普适价值的实践者、新时期商业文明的有力建设者。当JP摩根在19世纪末集银行家之力，担当起美国央行的重任帮助国家顺利度过金融危机时，他不仅洗刷了美国国民对资本家的有意歧视，更成为塑造美国商业文明的标志人物。贵族式的企业家一直依此而行，诚信重责有商业操守，使企业成为一流企业，并且，他们爱国，这一点使民众乐于接受他们的获利行为。

　　以JP摩根来要求我国的企业家显然过于苛刻，有水土不服之虞。但记取曾有的历史在商业文明中注入普适价值，则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代市场文明的奠基过程中，既有企业家历尽艰辛之后的经典成功案例，也有不幸的落马者，他们或超前于现实成为理想的祭品，或带有原始的丛林印迹而被现代商业社会淘汰，成为制度的触网者。

　　在现代商业社会生存而仍以原始的丛林法则行事，明显违反普适原则获得利润，以高污染或血汗工厂等手段获取利润，正是成思危所谓的“资本无道德”。正是这些带着污点的案例，使希望回到小农生活或者计划经济时代的以偏概全者找到了足够多的理由，从而将市场经济视为罪魁，并以传统的奸商之类的概念将企业家一概骂倒，企业家群体遭受严重损害。

　　商业文明创造之树上有名可传的有两类真正的企业家。

　　第一类，拥有清教徒般兢兢业业的创业精神。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以新教伦理诠释了欧洲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形成的工业企业家和中产阶级，他们出身并不高贵，在冷酷的环境中长大，以新教徒的精打细算和敢想敢为，力求使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取得成功。对于企业家们来说，其天职就是经营好上帝赐予他的物质产业，并努力获取不受需要限制的利润。“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合法经营取得财富，并且，“具有确定不移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能力”的企业家，才能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不可缺少的信任。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才经营事业”，不停地工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类，是具有骑士精神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中著名的骑士熊彼特曾对企业家有如下描述：企业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他们从事“创新性破坏”工作的动机，固然是以挖掘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最突出的动机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战斗的冲动，对胜利的热情与创造的喜悦压倒了对利润和金钱的追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会被轻易击垮，不会因为委琐的目的而压抑自己的创新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就是熊彼特所推崇的骑士式的人物，只不过是把热情全部用在了企业创新上。

　　企业家未必会人人成为骑士，但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意志坚强的创新者与梦想者，这样的企业家才会以实际行动创建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抛弃曾有的转型期与生俱来的灰色烙印，从丛林法则的漩涡中挣脱，以守法、诚信、爱国之气自持，是目前在更高平台上建立游戏规则的最佳选择。

　　如何重回企业家与政府的默契？或者说，如何将双方的默契转化为制度性的互相合作？无疑，在更高的平台上构筑新的商业文明已经成为新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中国的新型商业文明中，不仅包涵了新教徒不懈的创业精神，对市场经营模式骑士般的创新精神，更有充满普适价值的人性、法治与绿色环境伦理。而在这一切之前，是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企业家才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