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获退百万财产"是司法文明?

　　近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被北京市高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高院采纳郝和平本人意见，在追缴其百万元受贿款物、没收20万元个人财产后，发还了郝夫妇案发后被扣的其余100余万元个人财产，其中包括，银行存款60余万、股票若干、名贵手表6块、各种加油卡若干、黄金工艺品一根、刀具一把。

　　对于这样一个“退还财产”判决，有法律专家表示，“退回与犯罪无关的个人财产，是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文明司法的体现。”然而，社会舆论对此更多流露出的却是疑惑乃至不满：“他们一家不可能有100万元的正当收入”，“100万哪儿来的？都是领的工资？”

　　从法理上看，退还贪官与犯罪无关的个人财产，确属“是法律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对此，《刑法》第59条已有明确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

　　既然如此，为什么公众还是对郝和平案的判决普遍地不予认可呢？在笔者看来，问题或许就出在：“退回与犯罪无关的个人财产”中“无关”这样一个关键词上。很明显，如果被退还的财产确系是与犯罪无关的合法财产，那么理当依法退还；但如果这些财产是否确与犯罪无关，无法得到有效或者具有说服力的证明，那么，此一退还的正当性，就很难不遭人怀疑乃至诟病。

　　事实上，要保证官员个人财产收入合法与非法界限的清晰明确，一个制度前提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个充分透明、公开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据这样一个制度，政府官员尤其是掌握重要公权力的高级官员，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开包括其家人在内的全部财产收入，不得隐瞒，否则，无论所隐瞒的财产是否合法，其隐瞒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非法。遵循这一制度，不仅极大地方便了社会公众对官员财产的监督，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的内在动力，而且对于官员自身来说，也是宣示和证明其财产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式，毕竟，经过公众充分的审视、监督，才是最大的“合法”。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甚至于在不少地方，官员工资究竟是多少，公众也不甚了然，更不用说其他名目繁多的收入，如福利、补贴、补助等等的详情了。这样一来，官员的合法收入到底有多少，甄别的依据、标准是什么，自然便成为一件相当暧昧不清的事情，而在此种暧昧下，一个贪官案发之后，其财产收入究竟哪些是“与犯罪无关的”，而哪些又是“有关”的，当然也就很难做出具有足够公信力的分割。具体到郝和平案，正像网友质疑的：“一百万都是哪来的？”“名贵手表6块———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吗？”

　　从这个意义上看，郝和平“获退百万财产”一事，在体现了“文明司法”的同时，也对反腐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