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需要深度帮扶

　　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帮扶是个系统工程。本报记者 黄胜利 摄

　　■本报记者 黄胜利

　　５月２０日，一个很平常的星期天，北京明圆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大兴吉庆庄校区的学生迎来了一场不平常的运动会。

　　运动会是由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的五十多名志愿者担任裁判。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是一些带有游戏性质的趣味活动，如踢毽、跳拉绳、拔河等。

　　对于每年难得一次的运动会，明圆学校的学生非常珍惜，现场充满了学生们和志愿者的笑声。

“效果非常好”，对于这次运动会，明圆学校的校长张歌真和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的现任学生负责人金鹏剑，都如此表示。

　　“这届运动会更正规，更有经验了。”谈及这次运动会成功的原因，金鹏剑告诉记者，这已是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在明圆学校举办的第三次运动会了。

　　基于明圆学校既没人力又没体育设备的状况，运动会上的器材和奖品都是由志愿者自行筹备，找赞助、学校团委支持、自己掏腰包，这是举办运动会经费的几个来源。

　　除了帮助明圆学校举办运动会外，朝晖青年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平时还开展支教活动，但支教的课程非课程体系内的课，而是旨在扩大学生知识视野和素质的课程，且支教的方式是寓教于乐，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向学生传授。

　　让金鹏剑有所遗憾的是，今年，对于志愿者支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活动，校团委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原因是其关注点都放在奥运会的相关社团活动上了。

　　民工子弟入学难的症结

　　国家对于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政策是，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学校以公办学校为主，但实质上，民工子弟在城市入学难。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韩嘉玲，在名为《城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流动儿童教育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出的新问题》的调查报告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如下几个原因：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捐资助学费是自愿缴纳的，但是众所周知，如果交不起捐资助学费，流动儿童肯定跨不进公立学校的门坎。

　　另外，从２００２年起部分城市的公立学校降低了借读费，２００４年开始进一步免收借读费，但是公立学校隐性费用高。目前，北京市的流动儿童学校，小学阶段一般的收费标准为每学期３００元—４００元或每月６０元—８０元。而公立学校小学阶段，一般在每学期５００元左右。两者的差距不大。但公立学校儿童的教育费用除了教育部门规定的课本费及杂费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费用，这包括午餐费、服装费、保险费、春游、上网、班费、兴趣小组等。根据北京市某教委统计，公立学校儿童每学期需交１０００元—２５００元。

　　农民工子女往往要面临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更换而不断搬迁的情况，如此一来，流入地的学校接收意愿低。由于上述家庭迁徙的因素，父母往往无法找到合适的学校，流动儿童受家庭迁徙影响，不能适龄入学问题突出。

　　由于受到户籍身份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无法在流入地学校继续升读，得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继续升学。

　　经济差异及文化差异等因素，使得流动儿童中家庭与经济收入处在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女很难真正融入公立学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表示，尽管让大多数农民工子弟进入公办校学习的愿望是良好的，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城乡二元改革中很多问题尚未解决，人为强制地将其取缔，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而农民工子弟校在很多方面适应了部分打工者的实际需要，因此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徐永光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在政府不能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只有靠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解决教育问题，“但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四低’，即低投入、低收费、低薪酬（教师工资）、低教学质量”。

　　尽管如此，受现实情况决定，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二三十年内将会存在下去。徐介绍，包括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其移民子女的教育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来关注和帮扶。

　　现状不容乐观

　　“当前，农民工子弟学校是要交税的，这一性质阻碍了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力度。”徐永光向记者分析，由于这些学校为个人所创办，创办者交完税后仍能盈利，鉴于此，政府在对其给予补贴，公益组织、社会个人在对其帮扶时，就持怀疑态度。

　　当前一些社会团体包括大学生社团，由于受到自身财力的限制，其帮扶力量比较薄弱。他们主要侧重于对农民工子女心灵、精神方面的关爱，虽然他们也捐书、文具等东西，但这些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社会对农民工子弟教育的帮扶，缺乏一个组织来协调。”张歌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学校办得越好，受到外界的关注越多；学校办得越差，受到外界的关注就越少，甚至不受社会关注。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补贴和扶持时，也同样存在这一情况。

　　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主任、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者郭斌也告诉记者，他曾见到某个学校受捐赠的电脑多得用不完，而一些学校却一台都没有。

　　“实际上，有时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重要。”张歌真表示，一些没拿到办学许可证的、办学条件差的学校，更加需要帮扶，这些学校同样担负着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任。

　　张歌真还透露，农民工子弟学校中也存在一些学校，以“做秀”的方式换取社会的财物，这些学校是在给农民工子弟学校抹黑。

　　“社会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帮扶，还停留在一个感性的认识上。”郭斌表示。

　　曾经有个企业欲帮扶农民工子弟学校，让郭斌帮其找一家学校，他们的条件是，这个学校越破烂越好，郭认为这种帮扶行为也是非理性的，“似乎谁的学校办得不好，就应该受到资助，这容易让这些学校的创办者成为社会活动家。”

　　另外，由于目前政府对社工不够重视，国内志愿者的整体水平不高，“专业社工的现状是极大的需求、极小的供给、更小的就业，”徐永光说。

　　对于目前帮扶农民工子弟教育的一个大群体——大学生志愿者，张歌真也认为存在一些问题，其公益帮扶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时，往往会选择那些交通方便、知名的学校。有时，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同时接待几个大学的支教团队，“这些志愿者带着一颗热情之心，学校不接待显然不行，但接待后，学校正常的上课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情况的出现，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协调、监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协会组织。”张歌真说。

　　帮扶是个系统工程

　　“国家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一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长久的解决机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不是给些钱，短期就能解决的，在目前国内整个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好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在政策上支持这些组织。

　　张歌真也表示，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政府，社会的公益帮扶为辅，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提供稳定的资金扶持。

　　社会对农民工子弟教育的公益帮扶，缺乏一个系统理性的操作，张歌真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协调组织，而即将成立的“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农民工子弟教育分会”将扮演这个角色。

　　张向记者介绍了这个组织将要担负的作用：协调学校举办人和各政府职能部门，加强他们之间的沟通；加强各学校之间的联系，均衡社会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公益帮扶，对于捐赠的善款，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机制。

　　对于当前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逐年增加的趋势，郭斌认为，除了在物质上加大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帮扶外，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教育、法制教育方面也应该重视起来。

　　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向记者介绍，农民工的孩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另一类是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前一类孩子得不到教育，顶多是新的文盲，而第二类孩子得不到教育，将会是城市的定时炸弹。

　　因此，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整个社会要对他们关心、爱护，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发展过程。

　　徐永光曾在２００４年推动实现了“希望工程”进城帮扶农民工子女教育，现在，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帮扶农民工子女成长的基金会——南都基金会，这是一个纯民间的、由企业赞助的非公募基金会。

　　今年４月份，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其成长与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该基金会资助启动了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其中建议选题包括：家庭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辅导、性教育、法律知识、科普教育、环保教育、人格教育等方面。

　　徐永光向记者透露，该基金会还计划每年建设不少于１０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每所将投资一百多万元，项目的招标工作即将启动。

　　该计划的目的，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作一些示范，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同时也对培养社工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