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扩大供给控制资产价格上涨

　　财政部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市场将此举理解为政府出手调控股市，当日上证指数应声大跌6.5%，深证成指跌6.16％。

　　早前火爆的股市已经使得各种股市泡沫论尘嚣日上，先撇开这些泡沫论本身，对于防止资产泡沫化，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有相关的风险意识。

　　需要认清的是，当前包括股票和地产在内的中国资产价格上涨已成常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其合理性就来自相关政策：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代之以提高要素价格，即采取通胀的方式来对应，随之必然出现资产价格上涨，政府希望通过自己掌握主动权的价格改革来完成两大任务：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及财富的再分配，以期达到合谐社会。

　　要素价格逐步提高表现在资源、能源价格在发改委价格司主导下渐进上涨；土地方面，年初以来相继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额提高2倍，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提高1倍等；公务员工资改革已经完成，国企工资改革也提上日程，非公企业也在全国总工会的监督下，建立工会以及工资协商制度；利率也不断上调，但还落后于物价上涨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在去年财政收入创历史纪录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税收，如年收入超过12万元者需要申报纳税，提高房产交易税率，现在又提高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并酝酿提高资源税率等。

　　政府提高要素价格并在此过程中征缴更多的税收，对年收入12万以上者实施申报纳税，希望借此达到节约资源，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同时，通过增加税收支付更多的公共福利，尤其是对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组成部分。但是，拥有更多储蓄的富人为了避免财富缩水，购买资产来保值、增值，推动了地产以及股票价格的上涨，房价上涨给穷人带来更大生存压力，而中高收入者则因资产价格上涨而受益。可见，政府最初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还需努力。

　　针对资产价格上涨，政府为防止市场失控而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比如，5月25日，南京市物价局通过房价调控政策，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净利润率被界定为３％，普通商品住宅的净利润率为８％。财政部则宣布提高印花税税率，调控股市。这使得政策出现某种“上顶下压”现象：一方面制造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又压制其上涨，形成挤压效应，即民众只能被迫接受货币贬值而不能通过资产投资来避免损失。“挤压”过程也是产生更多的干预市场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在于外贸顺差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影响政府可谨慎对待，但是，主要采取内部通胀并加以控制的做法，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实际上，目前流动性有增无减，如果不从源头治理，只是抬高“水库大坝”赢取时间来对内部进行调整，可能会陷入更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因人民币虽相对美元小幅升值，但对欧元、英镑、澳元、加元等货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国家发改委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可达2500亿-3000亿美元；另一方面，内部的资产价格和通胀水平不断上扬。

　　因此，应考虑允许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来减少流动性，而不是只以提高要素价格以及税费水平，防止经济政策目标多重化而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对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应该扩大供给而不是只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其价格，比如，政府可以扩大土地供给，建造大量的经济型住宅，而不是收缩土地供应；而股市的风险主要来自一些内幕交易导致的疯炒以及资产总量相对国民需求太少，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扩大资产供给，允许更多的优质公司上市，可以启动国有股减持，扩大市场流通股的数量规模。控制资产价格上涨的办法就是扩大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