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缓升值速度有助于缓解贸易顺差

　　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各种场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究其原因，除传统强国心理在作祟外，更多地反映出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明显变化，及其借助汇率调整来分配国际经济利益的政治企图。我们认为，当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在于抵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性，迫使我国承担更多不必要的全球经济调整义务以维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对当前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既应以平常心看待，将其视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又不能置若罔闻，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应对，稳妥地加以解决。鉴此，我们提出六点政策建议：

　　要以恰当的方式减缓升值速度，充分释放本币升值所带来的风险。理由有三：一是便于把握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较为温和的速度将人民币逐步升值，能使升值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充分暴露出来，为有效避免过度升值创造条件。二是为我国国际磋商提供更多筹码。目前，我国顺差规模扩大势头有明显收敛，逐步升值将为政府今后的币值谈判增加回旋空间。三是为我国企业的外贸活动赢得尽可能多的调整时间，从微观层面上最大限度地降低本币升值给我国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要加大战略资源储备，拓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引进空间。由于地理和人口等因素，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在没有替代品之前，稀缺战略资源将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过去受经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规模战略储备。当前，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我国已完全有能力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大规模地储备战略资源。这不仅能有效减少我国眼前的外贸顺差，而且对未来的国家安全也颇有裨益。

　　鉴于一些欧美国家出于种种利益考虑，限制对华高新技术和战略物资的出口，我国一方面应尽可能广泛、深入地做说服工作，向世人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为外贸地域结构调整拓展空间；另一方面还应借助外汇实力，利用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隐蔽性，排除直接购买所面临的干扰，投资于拥有资源的跨国公司。这样既能分享有关的技术和战略资源，将贸易壁垒减少到最低限度；又能降低我国对外贸顺差的依赖，将部分贸易顺差转化为投资收益，缓和贸易争端；还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团结更多的力量。

　　要加快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全球化角度看，我国的顺差应主要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获得；但在前期鼓励出口创汇的政策导向下，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顺差来自资源出口和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我国的转移。鉴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当前外贸顺差较大的契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大对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限制，严格控制稀土等战略物资的出口，确保国内经济的可持续性。

　　针对大量外汇储备会对本币造成较大升值压力的现实，日本等国曾采取进一步优化本国产业结构等措施加以应对，并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结构正面临着进一步升级。利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资本相对充裕的有利时机，将外部升值压力转化为内在调整动力，适时进行产业调整，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压缩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无疑将有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加强政府外汇资产管理，引导适量民间资本海外运作。首先，应充分发挥外汇资产的规模优势，突出长期性、战略性特点。应充分发挥大额资本能够影响实体经济的规模优势，不刻意追求短期的超额投资收益，而着眼于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主动将其投向我国当前和未来短缺的产业和部门。同时，还应集中一部分财力，办一些我们过去想办而无法办的大事，如进一步普及国民教育，提高社会保障程度等。

　　其次，是引导民间外汇资本适当进行海外投资。鉴于政府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职能，并难以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因此投资更适合由商业机构运作。我国资产重估以来，价格相对国际市场已有明显溢价，海外投资不仅有利于打破贸易壁垒、增加海外市场份额，而且投资收益也渐趋有利。随着升值躁动的渐趋消除，商业机构必将会发挥资本运作的主体作用。

　　再次，应注重政府资本运作的政策引导功能。在近期内，我国政府机构应借鉴国外政府资本海外运作的成功经验，依据我国国情，发挥对外投资的主导作用。通过消减内资企业的海外上市规模，鼓励中资企业回归境内上市，以提高国内资金的投资效益，减少不必要的外汇流入，并使这些企业减少境外上市的不必要成本，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针对我国当前中短期外债大量存在的现状，从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益计，应尽量多地提前偿还5年期以内的外债。利用目前经济发展良好，外债评级较高，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举债的良机，为展示我国的筹资能力，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外汇头寸短缺，并向国际金融市场提供我国长期利率上限，适当发行存续期不低于15年的长期外债是必要的。

　　多种手段扩大内需，探索可持续的超越型发展模式。当前，国家可利用财政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裕的良机，采取措施拉抬内需：一是完善工资政策，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以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消费能力；二是健全金融生态，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效益，以增强收入预期，充分发挥财富效应，刺激高收入人群消费；三是进一步改善医疗、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以削减支出预期，增加社会当期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