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价调控：能否摈弃城乡二元化思维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5月29日发出了关于做好猪肉等副食品生产供应、保持市场稳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落实“菜篮子工程”市长负责制，抓好生猪生产等；同日，教育部也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高校在保持饭菜质量的同时，稳定饭菜价格。

　　近段时间各地猪肉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引起政府部门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可是，纵观自肉价上涨以后，媒体大量的报道和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给公众传导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稳定肉价、给予城市困难群体补贴、动用国家储备等每一项措施都是在让城里人放心：“肉价”很快就会降下来；而对涉及农民群体的利益，如何使肉价、粮价等农产品价格保持稳定，防止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再下滑到涨价前那种农民赔钱养猪的尴尬境地，却很少看到有关报道或政府部门的具体措施，这种在肉价调控上的表现，根源在于我们一些决策部门仍然延续着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思维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思路：从公共投入、户籍管理、到产品价格管理都是如此。尤其是产品定价，国家利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以农补工、以乡补城。这种以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方式，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把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发展目标以后，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开始得到扭转。但这种传统的思维观念，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成为一些决策部门的首选方式，这次肉价调控措施就带有明显的二元色彩。

　　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产品局部的过剩或滞销，并不能马上引起相关部门重视，而一旦价格波动较大，波及城市市场，就采用行政手段“稳定”、“降低”、“回落”到原来的价格水平，至于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比如近年来，广西农民砍甘蔗、陕西农民砍苹果树，以及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刚刚报道的（5月30日）山西朔州市同样因为饲料价格上涨而牛奶价格不涨反跌，使农民大量宰杀或出售奶牛，农民利益受到很大损失。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与肉价上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现状因为是局部发生，没有波及到城市的市场供应，所以就任其自生自灭，很少看到像肉价上涨一样有行政干预或政策指导，只有发展到影响城市供应以后，才引起关注，但往往为时已晚，社会要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另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城市居民利益优先于农民利益。因此，凡是涉及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市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时，就要以行政手段调控，调控的结果总是以农产品的价格降低或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农民的获利空间受到打压而结束。这一点，从去年以来的粮食、油料产品价格短期上涨、到这次的猪肉价格大幅度提高、“稳定”、“回落”，其价格起伏的过程都是如此。为什么农民经营的农产品，亏损了，就是市场因素，得不到政府的补偿，而好不容易遇到价格上涨的契机，政府又用行政手段“稳定”？这对农民来说，显然有悖于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然决定了让农产品生产经营走市场化的路子，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从指导思想上摈弃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模式，通过政府行为保障市场化机制顺利推进，把农民致富的增收渠道，确定在农产品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使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城市职工收入的增加而合理上涨，不能一遇到农产品价格涨价就“稳定”、就“价格回落”。这样的指导思想，能否从这次的猪肉价格调控做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