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分享“令人兴奋的成长机会”

　　——中外经济界人士纵论中国市场致胜之道

　　【中国之声】

　　作好准备开发美好世界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

　　中国的未来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本人更加倾向最后一个描述：新的丝绸之路。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总有一些推测或预测，认为中国将来会垮掉，这些预测一直都存在，所以我们习惯于这样一些观点，但是正好与这些预测相反，那些当初做这样预测的人，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一个一个消失了，而中国从来就没有垮掉，没有趴下，而是发展得越来越强大，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垮掉，中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服困难，实现发展，实现我们的梦想，也许这些梦想已经存在了差不多150年。

　　我想这样说，中国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有这样一种意愿来跟国际社会，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去开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美好的，并不只是有利于少数的国家，或者对少数人有好处，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建议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中国，我想我们有理由倾向“新的丝绸之路”这一描述。

　　

　　环境和能源是孪生兄弟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环境和能源在中国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像是一对孪生兄弟，现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GDP的指标都是超额完成的，但是环境的主要指标一项都没有完成，都是欠了账的。

　　我们提出绿色和平崛起是有必要的。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我们正在为这个理念而奋斗。

　　既然大家是同一个地球上的人，我们呼吁占全球85%以上能源消耗量的主要发达国家，除了批评我们的环保政策以外，也能够在绿色贸易壁垒方面和转移污染企业的限制方面，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帮助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跨越式发展一旦成功，将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也将为全球的环境问题做出一个大国应该做出的贡献。

　　

　　能源和环保令各界关注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能源和环保问题是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根据上述要求，确定了今后五年的目标、对策和措施，从总体目标讲，到2010年单位GDP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在5年GDP年平均增长7.5%的情况下，2010年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5年减少10%，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相应地，我归纳了一下，因为现在措施非常多，我把它归纳成五项主要的措施：一是节约能源，二是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三是强化促进节约，保护环境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四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五是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能源、节能和环保的重要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与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关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对话，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鼓励中国的企业和能源机构开展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为能源、节能和环保工作做出贡献。

　　一位出色的

　　交流和倾听者

　　——专访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

　　■ 本报特派记者 魏红欣　发自北京

　　与诸立力先生并非初次谋面了。两个月前，因为一次活动，记者有机会与这位纵横全球经济领域的投资大师相识，他从紧张的日程安排中抽出时间接受了记者采访。此次会议，称得上是第二次见面了。见到记者时，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并亲切地叫出记者的名字。作为一名经常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记者来说，诸立力先生让人一瞬间有了宾至如归的亲切，并迅速消除了与他之间的距离感。

　　记者：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惟一的华人理事，您如何看待今年的中国企业高峰会？

　　诸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话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有很多外国企业家参与高峰会的原因。10年前，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新兴市场，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并不是一个主要被关注的问题。但如今，中国话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焦点。近年来的达沃斯年会上，中国都是全球企业家最关注的几大问题之一。全球500强企业的利润与中国相关的比例不断扩大，企业家们不得不关注中国。

　　此外，对全球企业的CEO们来讲，中国市场仍然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市场，他们很关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以及中印关系等问题。

　　记者：此次中国企业高峰会上，您将主要参与哪场会议的讨论？

　　诸立力：我将主持10日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会议议题是“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与会嘉宾包括日本财务省财务副大臣竹本直一、印度科技与地球科学部部长Kapil Sibal、埃及贸易及工业部部长Richid M. Rachi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教授Jean-Pierre Lehmann以及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话题，谈的是中国在全世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包括投资经济和贸易等领域，同时还反映在地缘政治方面。印度、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复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机遇，整个亚洲地区对全世界而言都是如此。而埃及和中国是非常密切友好的国家，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预计今后10年中，中国将会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

　　记者：您称得上是游走于世界各地的“空中飞人”了，除了参加本届高峰会之外，近期还有哪些重要活动？

　　诸立力：此次中国企业高峰会结束之后，我将前往新加坡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此次会议可能成为IMF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一个时刻。

　　记者：近期第一东方投资银行将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开业，作为该地区首家中国投行，您对未来有何预期？

　　诸立力：我们将专注于帮助从基础建设到服务领域的中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或为其提供引资服务，并重点推介具有良好经营记录的中国公司到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上市。我们在海湾地区已有15年以上的经验，在中国内地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这两项因素的结合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独有的、已经得到验证的平台，为海湾和中国双边的投资机遇提供资本开辟的通道。

　　中国内地目前有1万多家公司将逐渐具备在迪拜金融交易所上市的资格，中国内地市场规模的限制使得许多中国公司无法获得资本。因此我们相信，通过将我们所投资的公司引入海湾地区，提高其公司管理水平，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资本来源和令人兴奋的成长机会。

　　开放金融服务

　　同时限制资本流动

　　——专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

　　■ 本报特派记者 魏红欣

　　发自北京

　　下午高峰会的茶歇阶段，在会场附近的咖啡厅里，刚刚参加完“世界工厂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全球服务中心？”话题讨论会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博士匆匆赶来，如约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过去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您认为目前是否已经到了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

　　李稻葵：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服务业非常强大，包括餐饮业、零售店等，只是GDP未完全统计进去。相对而言，在GDP中比重较低、需要大力发展的，是金融、咨询、IT、医疗等现代服务业。这些服务是现代化的生活日益需要的，因此今后现代服务业将超速发展。尽管如此，由于种种限制，我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的服务中心，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制造中心。

　　记者：为什么不太可能？

　　李稻葵：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要成为世界服务中心，一个国家必须十分开放，虽然就进出口规模和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经济开放度非常强，但从本质上来说开放度还不够。另外，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上的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别，这使得彼此之间产生隔阂。因此我认为中国短期内不太可能成为服务出口中心，但中国服务业会大力发展，主要是服务自身的经济。

　　记者：提到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您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应作出哪些努力？

　　李稻葵：首先要坚持开放。开放和发展是统一的，比如说，在管理咨询业，如果没有麦肯锡、埃森哲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本土的咨询业如何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国际经验？开放促进竞争，竞争促进发展。当这些行业开放若干年后，才能培养出一批合格的专业化从业人员，创办出一批有勇气和实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中国公司。

　　其二，与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结合。尤其是在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上，要与服务业的发展相挂钩。目前考核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指标是GDP增速，但GDP最容易由投资带动，服务业则较少。因此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增长意识很重要，从简单追求GDP增速向追求就业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转变，这才是最核心的。

　　记者：您预计，今后在服务领域的哪些行业会出现迅速增长？

　　李稻葵：我认为三个行业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金融服务业。我国金融服务业资产规模增长很快，但服务质量仍较差。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开放，但仍要限制资本账户自由流动，因为这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二是广义的物流业，包括零售、批发等。目前中国有13亿人口，但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远远不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外市场畅通一直不够，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物流业。物流业的发展对经济领域的多个层面都有重要影响。三是医疗服务业。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很快，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如果体制理顺的话，医疗服务业将出现大量需求。

　　记者：我国和印度经济发展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我国服务业发展是否可以效仿印度的模式？

　　李稻葵：的确如此。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个奇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印度的发展值得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学习：一是开放的心态；二是人才的培养；三是相关的金融服务。在金融领域，要专门培养扶持高科技行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王建宙：

　　优秀公司不会光靠价格取得增长

　　会议的讨论主题是“如何来管理增长”，我想用我们公司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中国最早的电话局是1882年由一家丹麦的公司带进来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G。到1982年，中国内地电话用户总数是234万，但到2006年，中国的电话用户已经激增至7亿多，直逼8亿。光是中国移动今年每个月新增加的用户就有430万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增长？我认为，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这种需求。

　　由于电信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样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需求。过去十年，我们每一天都担心这种增长可能没有了，当中国的电话用户达到1亿的时候，人家说已经有1亿个电话用户了，再也不会增长了。事实上，今天已经有7亿多的电话用户了，光是移动电话用户就达3.5亿了。

　　增长靠什么？是不是光靠价格？我想，一个优秀的公司肯定不会光是靠价格来取得增长的，我以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为例，最初是建设网络，要取得经济效益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网络。可以说，今天已经有了很好的网络，我们在整个中国移动电话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7%，也就是说很多贫困的农村都已经能够享受电话服务了。

　　在城市，像北京，我们在4000栋楼里面完成了室内的覆盖，用户在地下室、电梯都可以打移动电话，我想，这是高速增长的首要基本条件。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要能够做市场，要有一个好的品牌，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品牌不仅在国内得到了认可，而且在很多国际场合都名列前茅。今年我们荣幸地被评到了第一名，而且我们的产值跟后面十九名加起来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就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第一，我们要做最优秀的企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追求卓越”，任何事情都要按最高的标准，不仅是按中国的最高标准，而且还要按世界的最高标准，我们现在用的网络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媲美。

　　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企业，我们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刚才说到我们在最偏僻的地区提供了移动通信服务，我们去年花了90亿元在26000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建立了我们的移动通信覆盖网络，这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

　　不过，我们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怎样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运营经验、能力的人，等等。

　　(本报记者 黄蕾 整理)

　　法国阳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毛瑞斯·列维：

　　发横财心态进中国市场必败

　　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联席主席、法国阳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毛瑞斯·列维表示，在中国要创造一种致胜法则，需要不仅仅把目光聚焦在几个主要大城市，同时要时刻准备着向更广阔的市场进军。

　　记者:传播行业该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机会？

　　毛瑞斯:人们经常谈论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谈论这个正在逐渐开放竞争的巨大市场。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市场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市场开拓者要密切关注市场定位，我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了。第二阶段，企业为获取市场份额、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杯羹展开竞争。实际上，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依靠创新推动企业成熟和发展，这一阶段在成长循环的末期才会出现。

　　目前阶段即第二阶段，营销和传媒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仅帮助企业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品牌偏好，同时有助于企业客户向消费者正确提供产品。通常情况下，店面营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销手段。

　　对于广告和营销服务集团而言，我们拥有很多市场机会，但首先应帮助客户真正了解市场，这就需要对客户培训和教育。无法忽视的一点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曾有50多年的时间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存在。

　　法国阳狮集团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现在已成为市场上第二大广告与传媒集团。我们在本土市场拥有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未来4年内将通过内部增长和并购实现规模翻番。阳狮认为，在中国致胜包括在地理概念上不断延伸业务范围，同时成立更多的分支机构。目前，我们的客户除东部沿海地区以外，还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完全有必要拥有出色的基础设施，以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正在快速改变。联合国资料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期间，有30％多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今天这个数字只有3％。这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和经济转型的社会，如果跨国公司以为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几个市场——没有其他地方的话，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了。

　　记者: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加快创新步伐和改善创新模式两者哪个更重要？

　　毛瑞斯:中国人对新鲜事物和创新变革的态度很开放。他们不愿购买过时产品，愿意选择最好的品牌和最新的技术。这是推动企业创新、创造和发明的巨大引擎。企业也正在为此而努力。现在关键在于，企业如何找到恰当的人，采用恰当的技术来实现创新。当然，推动创新的基本前提仍是对新鲜事物的渴求与好奇，以及人们对于能够引领创新，而非被引领感到无比自豪。

　　真正推动中国企业创新的是对知识产权真实价值的认知。事实上，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改变。为此，企业应该认真执行知识产权，推动研发领域投资，而非仅仅口头承诺一些规则。如果不能认真对待知识产权问题，研发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创新都将无法实现。中国企业是世界一流的贴牌（OEM）生产商，但要实现更多的增值行为就有必要作出转变，这有助于推动知识产权获得广泛认可。

　　记者:在中国做生意最难的是什么？

　　毛瑞斯:除了在所有市场上都会遇到的普遍困难以外，我认为规则仍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知识产权问题就是如此。在那些依靠知识、情感和创造力产生的生意上更是如此。对跨国公司而言，适应中国文化也有一定困难，有时候许多中国人不习惯在一个充分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做生意，因此跨国公司在了解规则并应用时有困难。但是，这一状况目前正在迅速改善，尤其在一些沿海地区。

　　在中国做生意的另一个挑战是保持平和的心态。几年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对希望进军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一会儿说“抓紧时间”，一会儿又说“等一等”，我认为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这种矛盾突出体现在对中国经济的外部预期和市场的内部真实状况之间。一方面，中国经济在惊人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快速增长也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因为事实上在中国做生意要格外有耐心、肯吃苦。这是个复杂的现实，所以说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如果抱着发横财的心态必输无疑。

　　（本报记者 魏红欣 编译报道）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CEO、全球执行副总裁范安德：

　　在华发展20年比过去40年都快

　　大众汽车在中国发展已经20多年了，这种发展比大众汽车过去40年都快。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国经济越来越和世界经济接轨，越来越一体化，我们如何才能使大众的中国业务更上一层楼？

　　就中国市场中的增长点来分析，私营企业的数量增长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环境和污染的增长占另外50%。中国监管当局对此非常重视，表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之道。

　　由此，不得不提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这是2006年市场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影响了企业对保护环境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等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已逐渐接近美国和欧洲的水平。

　　此外，企业是否有可持续的能源燃料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大众在大连开设了引擎生产基地，今年开办了第一个办事处，引进了和欧洲一样先进的尖端技术，它的增长是41%，可以使其能耗降低14%，第二代的产品即将推出。

　　大众中国对欧洲最新的技术跟得很紧，另外也获取了其他燃料方面的技术，比如在解决排放问题上，我们采用的都是最新的技术，对于中国，这方面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对于柴油机的使用以及它的排放效率，我们和其他国际公司也在中国进行能效测试，结果发现可以降低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我们可以生产4万台机车，而且能够达到中国的节能目标。

　　最近，大众中国公司在绿色政策方面和降低能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型的替代引擎来解决大的污染性强的引擎，可以削减能耗30%。另外，营销要符合中国的立法。在使用合成燃料、可再生燃料、第二代燃料等方面，中国有关部门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意见。

　　另外，我们看到去年制定了很多有关燃料和燃料消费方面的规定，这也是我们想借此机会提出建议的领域，不仅可以引起汽车决策者的重视，还可以协调政府不同机构的政策。

　　（本报记者 黄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