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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尖子生在香港:克服文化理念差异

香港大学两位内地学生高欣(左)、刘润哲(右)。黄宏杰/图

香港大学的休息室,大家可以随意聊天看书,左侧是内地学生。黄宏杰/图

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王恬于近日出版了一本书《去香港读大学,你准备好了吗?》。张道恩/图


  香港大学的内地学生陈劼宁,“劲过”大致是“考出好成绩”的意思,学生们相互祝福用。黄宏杰/图

  他们要轮流站起来,接受学长的“拷问”,回答之后再接受他们的训话。“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大学的!”诸如此类的批评让受训的新生一个个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自从1998年香港高校开始在内地招生以来,各所香港大学一直发愁的是在内地的声望不够。“我们设立高奖学金、招高考状元,都有引起关注的需要。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及学术事务主任朱力径博士说。但是今年,在内地做完一圈招生宣传后,朱力径发愁的问题变了:“现在变成很多家长带有盲目性,非要孩子来香港读书不可,就像‘非要再见刘德华一次不可’。”

  内地学生在香港面对怎样的学习和生活?两样水土两样人将遭遇怎样的“冲撞”?南方周末记者赴港走访的6所大学中,在读学生们都见过或听说过,有不喜欢香港生活而主动退学或因荒废学业而被退学的内地学生。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黄煜估计:“每一百个里面有一两个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关注先行者的故事,尤其关注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理念差异。也希望用先行者的故事,给本届高考学生提供选择的参考。

  初到贵地

  她发现“香港女生好会打扮”,扎着马尾的她显得格外幼稚。

  约见戴雅琦时,她刚刚花300港币看完调侃香港特首选举的栋笃笑《男人之虎》,对这出近三个小时的粤语演出赞不绝口(记者注:栋笃笑是香港特色的表演形式,类似单口相声)。她带南方周末记者去香港理工大学附近的一个快餐厅吃晚饭,兴冲冲地去点餐时,服务员误以为她还是学生,用广东话问:“纵没放假啊?”戴雅琦答:“我在做工啊。”服务员大概听出她的广东话不够标准,换用更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你那么勤劳啊。”

  戴雅琦说,现在香港人的普通话进步很多了。她2002年初到香港时,与本地人的沟通完全是零,出去买东西要靠手势和计算器。

  戴雅琦是安徽人,2001年考入南京大学新闻系。入学一个月后因为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优秀,意外得到了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机会。那时,香港高校只能委托内地10所高校招生,即所谓“代招”,学生须先考入北大、清华、南大等10所大学,之后再经过选拔进入香港高校。而且,每所香港高校的招生名额限在10到30名。

  戴雅琦自认为同级的南大学生中,比她聪明比她优秀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同学都拒绝来浸会大学。有的因为不清楚这个名字奇怪的大学教学水平到底如何,有的则认为香港并不是一个适合稳定做学术研究的地方。戴雅琦也认为:“如果学商科、社会科学,适合在香港。如果学数学等理工科还来香港的,多半是想把香港作为跳板,想三年之后再去国外。但是三年之中,这个人很可能就变了,不再那么想做学术了。”

  她当时倒没想到这么多,更多是凭着“天性就不安稳”的劲头,丰厚的奖学金也对家境并不宽裕的她颇具诱惑力。她的父母是下岗工人,用积蓄供女儿读南大。香港高校一年的学费约为6万-8万港币,生活费在1万-4万港币左右。如此高昂的费用对内地学生不啻拦路虎。为了吸引尖子生,香港高校都拿出了奖学金。戴雅琦拿到的奖学金“覆盖了学费和生活费”。

  2006年,戴雅琦已经从浸会大学毕业一年,王硕考入了这里。这一年,因为报考香港高校的内地学生爆增,奖学金已经颇难申请到。王硕没能被港大录取,自费来到浸会大学。

  王硕把采访地点约在星巴克咖啡厅,一杯咖啡二十几块,差不多相当于戴雅琦一顿饭钱。她化着淡妆,除了牛仔裤是从家里带来的,其他衣饰都是在浸会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级商城买的。这个商城满是名牌专卖店,王硕刚到香港时,也曾被这里的价格吓住,如今适应了。她的一身加起来近千元。比起戴雅琦认识的一些专买Prada的学妹,王硕花钱并不算夸张。

  王硕选择来香港,比戴雅琦更深思熟虑一些。她曾来香港旅游过两次,对此地的购物环境印象深刻。高中快毕业时,她和父母比较过香港与内地大学,认为香港的教育环境更国际化,更多出国机会;也比较过香港与外国大学,认为香港毕竟是华人地方,更好适应。

  王硕的老家在山东胜利油田,父母做生意,不是大富,但也供得起女儿在香港一年约10万港币的开销。2006年8月底,当父母带着大小行李,送王硕到了浸会大学宿舍时,她的表情相对淡然,惟一不开心的是:高中时经常做学生活动“抛头露面”,自认装扮算得高层次的王硕,发现“香港女生好会打扮”,扎着马尾的她显得格外幼稚。

  一年之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硕,已是齐肩碎发。

  下马威

  “过了那一关,就不觉得还有什么苦和累的。”

  一年之后,香港大学的刘润哲盘算着再参加一次迎新营,做骂人的人。他笑说不是想报复,而是希望认识楼里的新人,也希望鼓励更多的内地学生参加迎新营。

  王硕初到浸会大学时,参加的是内地学长组织的迎新营。怎么办香港身份证?什么东西应该去哪里买?内地学长一一传授经验。她很快也加入内地学生联谊会,才两个月,就在香港找到归属感。确切地说,是在香港的内地学生中找到了归属感。

  刘润哲入学之初远没有这么温馨。他自找苦吃地选择加入香港学生的迎新营。这个迎新营是由他所住的宿舍楼组织的,目的是让同一楼里的同学尽快熟识。内地新生因为不会广东话,可以不参加,但是如果参加,会得到额外的好评。

  需要解释的是,香港高校的宿舍与内地迥然不同。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傅芃芃还记得他刚到香港时很惊讶:“为什么香港让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混住在一起?”香港同学一样惊讶:“为什么内地让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住一起?这样怎么能开阔视野?”

  香港的宿舍文化直接沿袭英国大学教育。没有内地所谓的辅导员、班主任,教师只负责上课,学生的课外生活主要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途径之一是记者采访中最常听到的hall(宿舍楼)文化。通常一幢宿舍楼有一位舍监,由教师兼任,平时很难见到。每层或几层楼选举出一位学生做“宿舍导师”(tutor),是最常与住宿生打交道的“管理者”。他们通常是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职责是组织宿舍活动,协调住宿同学之间的关系。

  刘润哲所在的香港大学是最英式的大学,也是宿舍文化最浓郁的大学。刘润哲当时刚在北大完成颇为悠闲的一年基础班,又度过一个更为悠闲的暑假,完全没想到听起来颇为温馨的迎新营,实际经历却“比军训还苦”。为期十天封闭式管理,宿舍导师设计的团体培训的项目填满了日程,刘润哲每天都只能睡两三小时,有一次甚至持续28小时都没合眼。

  那次,他和同组学生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里,吃饭都不准离开,打瞌睡也会被骂。他们要轮流站起来,接受学长的“拷问”,回答之后再接受他们的训话。“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大学的!”诸如此类的批评让受训的新生一个个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有的还哭了出来。从没受过委屈的刘润哲心情跌至谷底。

  从大房间放出来之后,所有人又恢复亲切温和。刘润哲才了解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新生们学会接受别人的批评,增强抗压性。其实学长们对他已算仁慈。一则认为内地学生愿意参加这个迎新营,勇气可嘉;一则因为他们的普通话不够流利,批评起来总没有讲广东话那么有气势。

  一年之后再回看这28小时,白皙瘦高的刘润哲认为很值得:“过了那一关,就不觉得还有什么苦和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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